【鉴定】

鉴定人员不专业  吗啡被妖魔化

记者：通过这个案例，您对我国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制度有什么看法？

刘端祺：目前，我国对医疗事故及纠纷鉴定的启动程序有三种，一是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二是卫生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一般由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三是法院指定鉴定（专业医疗鉴定机构）。这些鉴定方式各有利弊，各地采用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本案根据原告要求，采用了第三种方式。

记者：这种由法院指定专业医疗鉴定机构不是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吗？

刘端祺：我们不怀疑参加鉴定人员客观公正的初衷，他们的工作是认真努力的。但在本案中，我的最大感受是参加鉴定的人员对这个领域知识的不专业。他们不是相关的学科专家，不了解姑息治疗、安宁疗护的概念，内心对吗啡有一种传统的成见，把一剂必备良药妖魔化了。因此，鉴定意见不正确，应该给予纠正，否则后患无穷。

事实上，我很怀疑目前这种“专业医疗鉴定机构”存在的必要性。我国各地现有的不同层级的医药、护理学会（协会）完全可以承担起医疗鉴定的管理任务，这些专业组织对业内专家情况最为了解，最有发言权。实际上，不存在可以参加一切鉴定的全能医学专家。正如奥运会的体操比赛，不可能成立一个由泛泛的“体育人士”组成的专门的“体操评分机构”来给运动员打分，因为这项工作只有体操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才能胜任。

倡导“卫生行政部门组织鉴定”重返舞台

记者：我记得卫生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一般由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曾被普遍采用，为什么近些年减少了？

刘端祺：社会上曾经对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诟病较多，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说。其实，毕竟在医疗鉴定中作弊难度很大，代价也高，我个人参加过多次这种鉴定，没有发现作弊者。我个人认为，还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鉴定较为靠谱，没必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防止出现弊端的办法有很多，一旦有人行为不端，可立即淘汰；还可以邀请部分医疗行业外的人员监督参与。

医学发展十分迅猛，各个学科都有其精妙之处，有时是与非的判断不是那么分明，而纠纷往往就出现在这种“不分明”的地带，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士厘清是非，稍一疏忽就可能出现导向性错误，或做出一些不得要领、似是而非的判断，使原被告都不满意，给法院也出了难题，从根本上讲，对医学发展不利。所以，我认为，有缺点的专业鉴定总比不专业的鉴定要可靠，卫生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仍然应该是医疗鉴定的主要方式，不应因噎废食被边缘化。

【医疗纠纷调解】

改写“一上法庭就赔钱、一死人就输理”

记者：看起来这次官司打赢，你们也有不少感悟，对今后姑息治疗的理念推广一定会有不少推动作用。

刘端祺：我不太愿意用“打赢”这个词。我们和患者是和疾病进行斗争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没必要去“打”。但是，既然已经上法庭了，往大里说，我们只是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厘清是非，以利于全国姑息缓和治疗事业的发展；往小里说，我们是想以这种法律形式给以吗啡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说句公道话，让同行们可以合理大胆地使用吗啡，为患者，特别是不久于世的晚期患者解除最后的痛苦，有尊严地离世。

记者：为了推翻司法鉴定结论，或者让法官不采纳鉴定结论，您们是否与法官进行过沟通，或者进行了其他“公关”工作？

刘端祺：“公关”是有的，我们是“在家里公关”。医师协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回到医师协会这个家，在医师协会咨询相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支持；《医师报》是我们医师自己的报纸，我们想就此事发声，希望大家关注这件事。医师协会满足了我们的请求，贵报更是以专门的版面连续报道了此事，引起业内同行的关注，使我们获得了信心。

法官非常敬业，对这个案子慎之又慎，对控辩双方以及医疗鉴定的意见反复斟酌，庭审时问的问题都非常到位，可以看出之前做了大量功课。法院判决前专门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进一步了解专业问题，征询专家意见，明辨了是非。

总之，法院在公平公正的同时，真正做到了“深刻把握、主动顺应科技发展新趋势”，“积极主动拥抱现代科技，促进政法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我必须说，法院的同志们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处理，表达了国家在法律层面对我国姑息缓和治疗以及临终关怀安宁疗护事业的支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感谢法官，感谢法院。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医务界应该对我国的司法工作有信心，那种医院“一上法庭就赔钱、一死人就输理”的不正常局面应该可以结束了。毕竟整个社会在尊重生命规律，尊重死亡，要求尊严方面的认知，都比过往一、二十年有了明显提升。

记者：看起来，您们在这起官司中虽然费了不少精力，但也确有收获。

刘端祺：我还是主张少麻烦法院，因为太牵涉双方精力，影响医院正常工作，增加社会运转成本。以我的经验，大多问题医患双方好好沟通一下，谈谈就可以解决了，没必要动辄到法庭上一见高低。

【专家视点】

一个判决的深远影响

我国现在没有太多有关阿片类药物使用的类似案例的判决，让我想起了在法学界有种说法，叫“有律按律，无律按例”，即一类问题的第一个判决将对今后影响深远。

所有的司法都来源于实践，我们正是在为良好的立法提供良好的素材。慢性疼痛的对策是困扰全球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立法，慢性疼痛是人权，不能只喊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

——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会长樊碧发

吗啡使用基本知识仍待普及

晚期肿瘤患者到医院的目标和预期非常不合理。在欧美国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到医院后，只有60%希望把病治好，而绝大部分中国晚期癌症患者是希望治愈。如何通过告知，降低患者期望值非常重要。此外，洗刷吗啡污名的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要在医生群体里普及基本知识。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王杰军

本案掀开吗啡使用新篇章

阿片类与镇静药物的联合应用将患者的痛苦减到最低，最大化地维护患者的尊严。

吗啡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强阿片类药物，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是缓解患者痛苦的基本药物。因此，如何规范化使用吗啡是医学界乃至社会都特别关注的问题，本案的胜利告诉大家，在治疗晚期肿瘤患者上，吗啡并不可怕，吗啡功不可没，本案的胜利将掀开吗啡使用新篇章。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中心主任  李金祥

司法鉴定亟待规范

吗啡在临终患者的使用方面应该符合专家共识或指南。本案中，法院及时组织了专家论证，弥补了这个缺失。

目前司法鉴定成员良莠不齐，收费过高，难有公平可言。即使有临床专家参与，讨论也并不充分。据了解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在起草《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将对司法鉴定进行规范。

医患双方发生纠纷时，建议患者第一时间可寻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在自愿平等协商原则下进行调解，解决矛盾，进而取得信任、促进和谐。

——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