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布为：哲思力量引领麻醉新境界

 “只有两个药有效！疗效可达８０％以上。”

“如果无效怎么办？”

“看指南！”（一个箭头指向手术）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你不尝试一下用其他药物吗?”

“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其他药物疗效只有４０％~６０％呀，你怎么还会去用呢？”

现场哄堂大笑。

“你比较的是几种药物之间的疗效，你的新药疗效总体上也确实比那些老药好；可是，你能肯定你那个８０％的疗效就覆盖了那些老药治疗的所有患者吗？有没有可能用你的新药治疗无效而老药可能有效的情况呢？你做过这样的观察和统计吗？”

现场一片沉默，没有人再发笑。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麻醉科主任、瑞金医院卢湾分院院长于布为教授在一次培训会上，与一位宣讲新药的欧洲教授之间的激烈交锋。

改革开放40年，恰是于布为教授在麻醉领域深耕开拓的40年。再见于教授，一套中规中矩的深蓝色毛衣和浅白衬衫，一副寻常的眼镜，透出岁月沉淀而来的沉静和人生磨砺之后的淡定。风趣健谈之中，于布为依旧是于布为，特立独行，乐于读书，永不停止思考。

也许，正是这股敢于标新立异、语惊四座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他在国内率先提出了“麻醉治疗学”的概念，创新性地提出并倡导“麻醉的哲学思辩”的理念及临床实践，建立并且完善了“术前诱导期急性超容量血液填充”“理想麻醉状态”等麻醉学新理念，创立了患者伤害性感受监测的临床新方法。回望40年，于布为一次次提出的颠覆式麻醉理论，都在用中国辩证式哲思的力量引领着麻醉新境界的发掘和开拓，带领着人们重新审视了这一学科。

从井底跳出去  找到了麻醉的努力方向

1978年是改革开放元年，百废待兴。当时在部队军营里的于布为，在时代吹响的“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中，带着从上海市进修一年的麻醉知识，开始思考如何将“文革”失去的十几年时间追回来，能够让中国的发展尽快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从小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最好。”１９８１年，国家开放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原本抱着“陪太子读书”的态度与战友一同复习迎考的他，渐渐在复习中下了狠劲儿。仅有的一个月复习时间，２８本教材，他每日只睡２小时，一天“啃”完一本，剩下的３天时间分配给英语和政治，写满了７本笔记。最终，他以麻醉专业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第二军医大学，从此深入扎根于麻醉领域。

读研究生的三年大大开阔了于布为的思想和眼界，他怕自己只是个“有头衔没知识”的知识分子，特别广泛涉猎了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副馆中的哲学、历史、美术、植物、动物、天文地理等书籍，规定自己每天必须看完一本书。暑假天热，他早上带着两个馒头和一个泡脚降温的水桶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一年下来，他看了约300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之后，“在日本的一年，改变了我人生努力的方向。”于布为说，“从井底跳出去看到现代化的世界之后，我了解到科学技术、组织制度等能彻底改变国家。随后，我在科室的管理上，也借鉴了许多经验。”婉拒了日本导师的挽留，于布为成为唯一一个明确表示要回国的留学生。

麻醉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

1993年，他在领导支持下从国外进口了15台麻醉机，建立了国内首个现代化麻醉科，包括数字医疗、电子病例、标准处方、ICU等现代化医疗设备。回国后，于布为在长海医院麻醉科历练十载。

“相对于其他学科，麻醉技术虽然运用了近两个世纪，但它的原理并不清楚。一种认为麻醉是暂时、可逆的意识消失，另一种认为是保持意识清醒，暂时阻断神经传导。它们有什么区别？麻醉的本质究竟是意识消失还是镇痛？”

为此，这位麻醉领域的思想家又翻阅了大量文献。他发现，麻醉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之前有英国的麻醉学专家将麻醉比喻为电灯开关。但我不赞同，它并非是两极化的清醒和无意识。”

1999年，于布为在全国麻醉年会上首次提出了“麻醉的哲学意义与临床意义”。他解释，麻醉与人的中枢联系很紧密。麻醉如果仅仅使患者意识消失，就是一个哲学概念上的麻醉，并不足以完成手术，真正临床意义上的麻醉，还必须抑制伤害性刺激所造成的交感内分泌反应。这个当时听来颇有些离经叛道的理念，如今已为改变麻醉用药方式、创建新麻醉方法及改善临床麻醉效果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深化了大众对于麻醉本质的认识。

不会思考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为什么有些患者术后随访感觉舒服，有些仿佛跑了一场马拉松般劳累？”一次，面对助手的问题，于布为看着并无太大差异的麻醉记录单，脑中灵光闪现：既然区别不在于客观外在的药品与剂量,那么主要就是因为患者处于麻醉时状态不同而导致。

作为术前最关键的步骤，如何提升麻醉体验，逐渐成为他对麻醉品质的追求。在担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于布为根据临床经验创新性提出了“理想麻醉状态”，即借助脑电麻醉镇静深度监测指数、心率变异性指数、血压等8大指标对患者的状况进行量化，从而选择药品与剂量，保证对患者的生理功能干扰减少至最低。“第一，保证患者不会死亡；第二，保证麻醉的有效性；第三，患者在术后会更舒适。”

他说，“以往的麻醉只能缓解短暂的疼痛，我所做的这些努力，就是希望能运用现代技术战胜手术后的疼痛。”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麻醉无禁忌”“舒适化医疗”“精确麻醉”等理念，打破了长期以来老年人或有各种内科疾患患者不可进行手术的说法。

“不会思考的医生不是好医生。”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如今，中国麻醉医疗的设备环境等方面几乎与国外医生一样，甚至某些方面还有所领先。“这时，我们要更多思考怎样把中国自己的医疗做好，真正能够提出一些能够有效治疗疾病的方法。这是今后年轻医生特别需要努力的方面，做一个有头脑、有思考、善于钻研、能够创造出新疗法治病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