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P2019直播间访谈文字实录：专访大会主席李凌江教授

CSP2019直播间专访

嘉宾：CSP2019大会主席李凌江教授

主持：《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

时间：8月30日上午 

文字整理：昕亚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各位精神科医师同道大家上午好，我们非常欢迎CSP第八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CSP2019大会主席李凌江教授作客CSP2019直播间，我是《医师报》的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很荣幸代表大广大的医师就一些热点问题来请李教授为我们解疑答惑。

我们首先对您表示祝贺，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大会的注册人数、论文的投稿量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我想是您和您团队努力的一个结果。

近期国家《健康中国行动》有一个15项健康专项行动的工程，心理健康素养的提高已经排在了第五位，位置非常的高。里面有一个数字李教授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居民的心理健康素养2022年要达到20%，八年之后的2030年要达到30%，以此来缓解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趋势，我想对于李主委来说应该有不小的压力。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行动，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建议？谢谢。 

李凌江教授：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和巨大。因为牵涉到全民心理健康，这就不仅仅是精神病学科的问题了，因为《健康中国行动》要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在系统工程里面，肯定包括精神病学科工作者应该做一些贡献，包含了我们的工作内容。

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全民的身心健康，它是包括了健康教育、政府、公众本身、媒体、社会团体、心理学工作者，甚至包括医学的医学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我们精神病学工作者。

在大医学的系统里面，要提高全民心理健康，精神科医生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第一，要做好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就是他已经成为病人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把它要及时的诊断出来，及时做好最有效的治疗。

第二，应该对这种早期的征兆，当然我们知道任何疾病和精神疾病是一样的，越早诊断、越早治疗肯定就是结局越好。如何早期识别、早期诊断、甚至早期预防和干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应该做的。 

还有大众的心理、健康的科学普及，我们精神科医生也可以做一些。还有更多的、更普及层面的工作，不只是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媒体等等，大家都来参与，才能够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当然，精神科医生在这个领域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专业知识培训相关人员去做这些工作。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好的，我觉得主委一下就抓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也可以简单重复一下：第一，是诊断与治疗，这是我们精神科医生最拿手的、也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第二，是早期的诊断识别、预防干预，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关于对大众的科普。最关键、或者说师资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培养一批能够去做相关疾病、科普的这样的一批人员。第四，是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个行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截止2017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了581万人，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巨大的。而另外一个数字也非常的惊讶，就是2019年上半年我国精神科医生的数字还只有4万余人，我想这样一个特别大的悬殊相对于健康中国2020和2030年的目标而言，如何能够在短期内继续快速提高精神科医生的数量还有质量，应该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

我也想问主委，您觉得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应该如何着手？ 

李凌江教授：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任何工作都需要人来做。精神科人才队伍在目前医学人才队伍里，属于六项人才紧缺型学科之一，其它的还有儿科、康复科、妇产科等等。

前天，我在飞机上看到一张报纸，说中国的儿科医生荒，我们太缺人了。平均10万人中只有6个儿科医生。但我算了一下，十年前我们中国只有2万个精神科医生，现在已经有了4万名精神科医生，已经不得了了。在我国花了很多办法来解决，但是尽管有4万个精神科医生，平均10万人也只有0.3个精神科医生，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国家现在的思路也是对的，叫做权宜之计。什么叫权宜之计？就是换岗，比如，精神科医生一下培养不了那么多，我们从中医学科等转岗过来，临时培训。比如内科、还有一些相关科室，让我们找到愿意来从事精神科工作的医生，进行短期的，三个月、一年的培训，让他成为注册的精神科医生。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一个学科要提高它的质量，只靠权宜之计是不行的。但权宜之计还是解决了一点点问题，我们现在只有4万个精神科医生了，至少我们能够提高一下服务的可及性。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精神科医生的质量，这是个系统工程，非常重要。包括大专院校要加强精神卫生系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 

如果我们国家每个医学院校都能够加大精神卫生系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试想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的精神科医生的品质质量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现有4万个精神科医生进行系统、规范的普及培训。

所以，我们第八届精神医学分会在每一个省都成立了一个临床规范化培训中心，我们要利用每一个省的临床规范化培训中心，把每一个省基层精神卫生机构的医生进行轮番的规范化培训。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这样的话，把基层做到哪一步？

李凌江教授：基层到县一级精神卫生机构。这样一来，经过我们临床规划培训中心，通过三年、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全部规范化培训，省一级的机构培训地一级的机构，地一级的机构培训县一级的机构。这样，我们可以把人数很少的高、精、尖人才的知识和技术，灌输到基层卫生梯队培养模式中。

继续教育，我觉得是学会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这一届委员会要认真抓的一个工作。

通过这三个途径，我们中国精神科医生的数量和质量有可能会逐步上升，也许到了某一年，我们每10万个人里就有一个精神科医生，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精神疾病患者也好，我们要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也好，我们就有了底气。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您刚刚提的这些特别的好，我想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记在心里了。从刚刚您提到三个问题，我又衍生出两个问题。

第一，您刚刚提到，如果大学的医学院都能来培养精神科医生，速度和质量都会有质的飞跃。我想问一下，目前的这种培养比例有多大？ 

李凌江教授：目前，我们国家大概有28所。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二三十所医学院校有精神卫生系的本科生：每个学校每年大概几十个到一百个左右，加起来也就是两三千人。我觉得这个数量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

在国家211大学里，据我所知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30年来一直有个精神卫生系的本科，每年是只招收30位本科生，数量虽然少但是质量还是很好的。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医学院校都能够开设精神卫生专业，这样能够使未来精神科医生的基础打得比较好，从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这样的一个培养历程。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我想这是系统里面的骨头，最重要、最核心内核。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和李主委一起来做一些工作。像儿科医生的培养方面，我们当时就和他们一起呼吁了很长时间，我们还有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座谈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明年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提案、议案发在网上来提交。

李凌江教授：我觉得，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生活在媒体的世界里的，对不对？媒体怎么宣传，我就会认为世界就是什么样的，所以媒体的工作任重道远。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我啰嗦一句，我觉得李主委太了解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世间万物太多了，媒体会关注到哪一块，哪一块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热潮。所以，有的人会说媒体不重要，媒体其实还是很重要。我们替自己说一句话。

我刚刚衍生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讲到了临床规范化培训中心，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尤其我们从国家一级到省一级、省一级到地市、地市到县一级，培养的梯度是非常的健全了。我想这个的计划是什么样的，我们计划三年目标、五年目标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李凌江教授：我们要求每一个省的临床规范化培训中心。每年要做1、2个继续教育的项目。

首先，第一轮把地、市一级的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生的骨干培训成讲师。然后他们再往下面延伸，做进一步的规范化培训。我们计划在三年左右，能够把县一级以上的精神卫生机构的医生至少轮训一遍。这些常见精神障碍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培训是基础，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年以后、到五年、到十年，我们精神科医生还需要培训更多的知识，不只是常见精神疾病的知识。有了这样一个系统、有了这样一个体系，我想做这些事情就比较好。

第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很多医药公司的资源，因为很多医药公司做强做大以后，很愿意为社会做一些公益事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在不违规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份资源。很多国内外的医药公司，我们做了很多继续教育的项目。比如，网上查房。通过网络，多个省的专家在一起看一个病人，然后全国同时有上千位精神科医生，观看这些大专家如何分析这个病人，怎样接触这个病人。这些临床技巧的培训是深受精神科医生欢迎的，我们每个月要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今年已经做了六次了。据我了解每一次都有2000到3000名精神科医生上线观看。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如果是临时的，再热闹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好的，我想延伸出来这两个问题我们也进一步解读，因为刚才李主委在讲临床规范化培训中心的时候，其实国家“健康中国”15项工程还没有出来。我们可以为李主委鼓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前瞻性很好，从这里，我们就能想到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2020年达到20%的目标是刚刚出来的，但是李主委至少是在去年，他们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鼓掌的原因在这里，感谢李主委。

第三个问题，我们了解到在精神病学领域，其实有一部分的研究和诊治我国是领先于国际了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肯定还有不足。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哪些地方我们我们已经做的比较好了，有哪些方面我们还在努力的追赶？谢谢。

李凌江教授：中国精神病学学科临床研究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0年、20年真正的发展，我觉得所谓的黄金时代还是最近的十年。

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10年、20年左右才真正开始腾飞，也就是说到这个世纪才开始腾飞。试想在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家，要高度重视精神病学的发展是很难的，国际上都是这样。国际上发展的比较好的精神病学科都是比较发达的国家，我们国家最近10年，我觉得无论是在临床研究、基础建设、人才培养，还是政府媒体公众对这个精神疾病的认识，可以用三个字——“空前的”来形容。这是空前的，所以我能够在空前的时代、能够担任CSP的主任委员，我觉得是一份重大的责任和荣誉。 

那么，中国目前在精神病学领域有哪些国际领先的热点呢？我倒不太觉得是非常领先，但是跟国际前沿比较平行的一些研究还是有的，比如说做基础研究，浙江大学的胡海岚教授，他在那Nature、Science上发了很多很好的文章，他是研究精神疾病的机制。比如，研究抑郁症的机制，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病？我们用药物干预作用的靶点？2018年在同一期Nature就发了两篇文章。

还有就是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像光遗传学、像影像学方面一些基础科学家，或者说临床和基础的边缘学科的科学家也都做得不错。临床研究在我们中国真正大规模的这种研究，这些队列研究做的还不是特别领先，那么有一些当然也都在做。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2015年已经完成的全国精神病学的流行病学调查，也不能算国际领先，只是说有中国特色流行病调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国家原来1982年1999年都曾经做过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但是取样、样本量都比较小，这一次做的很正规。这些数据也对于我们政府、公众、学科、医学界来做深入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中国现在的临床研究队伍和10年前、20年前比已经非常好。放眼望去这一次开年会，接近6000个参会代表，很多都是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如果在20年前、30年前，精神科开年会，看的就都是中专生、大专生，而且人数很少、几百人。 

所以，现在真是今非昔比，我觉得这种发展从我们学科的前后对照来讲真是令人振奋的。当然我们和国际上的精神病学学科来比较、和我们中国的医学学科、其它学科，像心血管科、骨科等学科来比，我们还是弱小的学科，我觉得我们还是任重道远。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好的，我们刚才应该注意到李教授在说起学科人才、今天参会人的水平和10年、20年比的时候，脸上的笑意特别的美好。也预示着我们精神医学科正在蓬勃发展。

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这种认知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但是他具体的认知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包括跟您刚刚谈到的一样，其实它是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还有国际上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甚至于说让我们避免的教训，因为我们也知道包括崔永元在内的等等很多知名人士，可能大家都会有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我们甚至于说，好像觉得越是高知的越是位置高的人，心理的问题可能会越多，所以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李凌江教授：要提高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我觉得包括几个层面。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大家对精神疾病的接受程度、认识程度，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还有待提高。不只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提高，我觉得发达国家也需要提高。因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像人种之间的歧视，对吧？社会等级之间的歧视，对不对？其实很难说它为什么会产生，它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 

那么这个疾病也是，比如说你自己想想，如果你得了高血压，你可以很自由地跟人家谈，我有高血压，大家都关心你，提醒你要注意你要吃东西，你要吃药。你敢很坦然的跟任何人说我有精神分裂症吗？所以原因到底在哪里？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们要提高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第一，要提高精神病学科工作人员的待遇，谁来当精神科医生，他的待遇在社会上就是不一样！

在国外，医生和律师，一个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保护人的生命。一个是保护人的隐私和权利，他为什么地位高？记得有一次我在日本旅行，我在新干线上面坐着，对面一位日本人问我做什么职业的，我说我是一个psychiatrist。他一听你是个精神科医生，非常尊敬你。我觉得要提高社会对精神科医生的尊重，执业人员的尊重。

第三，我觉得社会、包括政府、媒体、要做大量的工作，要能够提高到精神疾病的宽容度、接受度。人的脑袋的病和人的肺部的病、心脏的病，应该都是一样的。人的某一个器官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是迟早的问题，那么他脑袋出了问题，为什么要受到歧视？我心脏出了问题，为什么要受到关爱呢？ 这个社会应该要做更多的工作，要减少这种精神病院，把它建在郊区、建在农村、建在一个封闭的像监狱一样的那种环境，要改变这种形象，我觉得这也是一些举措。

另外，要加大对精神疾病知识的宣传，要让公众都认识到精神疾病就是大脑的一个病，和心脏的病、肝脏的病是一样的。对病人他都是弱势群体我们都要关爱他，而不是去歧视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思，为什么对一个心脏疾病的病人就会关爱，对一个脑袋有病的病人，为什么会鄙视他呢？ 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提高，可能会提高一些社会认知、减少社会的歧视。

你提到抑郁症，精神疾病是不是跟社会阶层越高，白领、金领里犯病率越高，是不是跟他们的压力越大有关？我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知道很多专家都有这样的观点，但我个人不特别同意，我觉得中国一句俗话，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你这个白领有压力，难道蓝领就没有压力？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能不能这么说，因为白领他容易被报道，蓝领或者底层的人，就是得了也没人关注。

李凌江教授：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你想现代的人有压力，难道原始时候的人没有压力吗？那时候吃还没有吃、衣服都没有穿，要披一块兽皮要到树林里面去打猎才有饭吃，那随时都会被老虎吃掉，难道他没有压力吗？ 他没有医疗保健，难道他没有压力吗？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他自己的压力，或者说马云那么有钱，难道他没有压力吗？好，但是你说一个农夫，难道他也没有压力吗？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压力，所以我不太觉得哪个阶层的人更容易得哪个病。

如果从很大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越是贫困的人精神疾病患病率越高。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调查，比如说有关抑郁障碍，调查就发现在这种不发达的国家贫困的人群里，抑郁障碍的患病率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远远高于不贫困的人群。 

你想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天到晚很多压力，他疾病的发生、发展肯定就大一些。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好的，我觉得李教授说的其实一个社会问题了，就是可能越是基层的人越没有人去关注，这可能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

无论是医生还是媒体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科普的过程，其实我们对您刚刚讲到的很多问题都是有一些自己的误解在里面，我想下一步有很多好的话题我们下一步进一步的去关注。 

包括您刚刚讲的改变认知，我觉得我非常认可您说的，我们为什么不把最好的地方建精神病院？而是要见到那种看起来就一定要歧视他的这种地方或者远离人群，远离了家人和关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李凌江教授：如果我们的精神病医院都能建在某一个市的市医院边上，那我们就进步了，社会的文明进了一大步。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好，我们来呼吁。还有一个问题也特别认可李教授说的，他说我们应该提高精神科医生的待遇，我来讲一下我的解读。

我们身体健康有很多的方面，所以我们分成两个，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心理健康。您这边占了1/2，想一想管着我们身体的，精神的占了1/2，而我们躯体实际上是更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您是不是应该给精神科医生加工资？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量表R评分去判断我们是不是有抑郁症，甚至于说我们有一些真的是白领的人可能会做的，他会在家里说看看我是不是有抑郁症，我们有的同事有时也会提到判断和认知，或者心境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一些误差在里面，我想问您如何来区别真抑郁和假抑郁？ 

李凌江教授：你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这些问题是我是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目前用于精神疾病诊断的量表，实际上常用的量表是没有的，它都是症状量表。通过一个量表的评估，只能够评估一个人有没有抑郁的症状，或者有没有焦虑的症状，或者有没有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病性症状。但一个人有抑郁症状，并不表示他就抑郁症。比如说你今天炒股亏了100万，难道你会很兴奋吗？如果你还很兴奋，那是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病了。 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失恋了，我男朋友突然不理我了，然后突然跟我分手了，或者我突然发现他劈腿了，你抑郁吗？肯定会，或者你的亲人突然失去了。今天早上还说早上好，然后下班时候路上出了车祸了，那你会抑郁吗？但是这个抑郁不一定是抑郁症，那你可以用个量表去评估，你的抑郁评分肯定是比较重的，这只能说明你现在有抑郁，但是不一定是抑郁症。所以我们不能用量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诊断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用信度非常好稳定的实验时，这样的手段来诊断精神疾病，像诊断高血压，用血压计一量，任何一个医生可以诊断这个病人糖尿病血糖，就能够判断他可能有糖尿病。但是因为精神疾病现象非常复杂，是有严谨的标准，一步一步由医生来根据诊断标准来诊断。2013年5月1日发布的《精神卫生法》规定了精神疾病的诊断只能由精神科医生来完成。为什么？因为精神科医生受过专业训练，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诊断，否则每一个人、每一个医生都能够诊断精神疾病，会损伤精神病人的权益，这是为了保护精神病人。 

量表可以用，不是说不能用，可以大概的评估一下，评出来情绪不好，应该去找专业人员，找精神科医生进一步的诊断是不是抑郁症。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心情不好，什么情况下面可能是抑郁症，我这里可以简单的讲一讲。

第一，首先有心情不好，对吧？但是除了心情不好，我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兴趣下降、说睡眠不好、饮食习惯改变、不想吃饭了、体重下降了，注意力不集中了、脑袋想事情想不动了、人变得反应很慢了、很容易疲劳、完全没有精力、自信心很差，对吧？我做个普通的医生，我都做不好了，还有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了，甚至想自杀了。如果这九种现象里面有五种以上，我们说它是有一堆症状，这是第一个。

第二，如果这一堆症状就是一天两天过去了，还不一定是抑郁症，因为这个问题损害了我的社会功能。比如说，我学习不行了、上班上不好了、来采访我根本脑袋一锅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话、坐在这里不想说话了，这是我的社会功能受到损害了；甚至我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早上起来我脸都不想洗了、饭都不想吃了、如果有社会功能的损害，那就说明你这个抑郁的状态是一个病态的。 

第三，如果还不足以诊断抑郁症，只能说明你是病态的，这个时候要去看医生，赶快去看医生，这可以减少很多不良的后果，医生再根据你这种状态来判断你抑郁的状态，是否是其它的精神疾病引起。

比如问题症状可有抑郁症状，双相障碍可以有抑郁症状了，强迫症可以有抑郁症状，对吧？好，如果不是其它的精神疾病引起的抑郁状态，是不是躯体疾病引起的抑郁状态？比如说中了风我出现抑郁了，对不对？得了艾滋病出现抑郁了，对不对？内分泌出了问题，出现抑郁了。要把这些躯体疾病引起的抑郁都排除掉，单纯的一个抑郁状态，那我们才考虑到是抑郁症，这是基本的诊断思路，实际上就由医生来严谨的按照标准来诊断。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好，我们听的特别清楚，一个是我们讲到了九种症状里的五种，第二个是症状至少要持续半个月以上，第三个是症状要损害了社会功能，这三项齐全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找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然后还要排除是不是身体躯体疾病的精神表现，如果再排除掉，那我们有可能才是。

所以，大家在做量表的时候不要太激动。也许你根本就不是抑郁症，感谢李主委。我们从这个问题延伸一下，我们知道精神科医生是要面对这些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他们会把他们的苦水甚至于我们说的垃圾一起倒给我们。 

精神科医生在面对这些垃圾的时候如何去排解掉，不要留在自己的身上？

第二个问题是说您下面的青年医生，他们像念书诉苦的时候通常会反应什么样的问题？谢谢。 

李凌江教授：你说的是病人的症状的。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一个是病人的问题，然后到了我们这以后我们怎么排解？ 

李凌江教授：我觉得这个不叫垃圾，不能说是垃圾，应该说病人的痛苦，对吧？这是对于这些病人的痛苦，他找你倾诉的时候，他找你求助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首先当然是要怀着一个同情的宽容的接纳的态度。 

另外，病人精神上的痛苦，我作为三、四十年的精神跟医生我是很有体会的。他无处可讲。他跟谁讲呢？他跟他家里人讲，家里人没有精神，各方面的知识他不懂，他说你这是心情不好，你自己去玩一玩，你自己把他放下来，对吧？

轻松一下不就行了吗？你说一个病你能轻松得了吗？比如说你发烧到40度，我告诉你，你自己休息一下的体温就会下来，那能下来。比如说一个阑尾炎，你说你少吃一点，他就会恢复，它能恢复吗？所以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一样的是需要治疗的，而不是靠自己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们他找谁呢？他只能找精神科医生。 

我觉得精神科医生首先要接纳他，要能够用宽容的心来对待他、同情的心来对待他，然后帮助他。对吧？你接纳以后要帮助他解决问题，帮助的手段有很多，有心理学的方法、还有药物学的方法也有、物理学的方法也有很多。多数的抑郁症病人或者其它的精神障碍的病人，经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得到临床症状缓解的，或者是痊愈的。

所以我觉得你问的是作为一个医生或作为一个老医生怎么样来排解医生心里的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一颗很好的职业之心，有一颗善良之心。我觉得你是不会受这些垃圾，因也不叫垃圾，就不会受这些患者的痛苦地影响着。因为你必须要帮助他，如果你自己跟着痛苦，你自己把他的痛苦放在你的心里面，变成你自己的痛苦，我觉得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对吧？我觉得这一定是职业的。

所以，我经常说医生和病人他不能零距离，也不能很远的距离，它一定是我们叫若即若离，这是非常重要的，和病人一定是要有距离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医者仁心》，是讲胸外科医生的怎么样处理医患关系，怎么样解决她的职业问题，他胸外科主任是个台湾的演员，我还记得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同意，他说我们当医生一定不能感情放话，这种跟病人之间一定要有一点点距离，这种距离一定要是非常恰当的，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你才能保持你的理性。 

如果你过于感性，最容易使你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你过于的理性就会让病人觉得你太冰冷了。所以，一个医生一定要保持好你的理性和感性的拿捏程度。这一点非常重要。 

《医师报》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特别感谢李主委，他从政策、从CSP的行动，都进行了特别好的一个解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国际和国内现在的一个进展和我们两方的距离、我们的优势或我们需要追赶的地方；也谈到了我们作为精神科医生要特别的职业，我们要做好理性和感性的拿捏，然后我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精神科医生的代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李主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