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做住院医：医者父母心

前言：黄鹂博士毕业于上海交大医学院，现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医学院内科第二年的住院医生。 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中，她挤时间将自己做住院医期间的一些感受体会写下来。本专栏将陆续刊登。

——邓乔健

（作者和同事的合影）

作为医生，天天要见形形色色的人，时时要面对各种病痛，顺便见证人世百态，百炼成钢的心却总还是会被一些事儿触动。

他，一个晚期艾滋病患者，同时也是一位父亲，因为感染入院，治疗刚刚有起色就吵着要出院，从主治医师到社工都试图劝他继续住院治疗，他神情忧伤但很坚决，告诉我们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儿子了，很想他。 他5岁的儿子患有自闭症，离婚时判给前妻，他求了前妻很久才得到机会去看儿子。在场的人都沉默了。没人能够拒绝一个父亲的恳求。最后折中方案是让他带着口服抗生素出院过个周末，安排周一门诊随访，不行再收住入院。

一个韩裔老妇，严重的老年痴呆伴有躁狂症状，住院好几个月了， 医院几次把她安置到老年看护中心， 没几天又被“退货”回来，说她精神症状严重，只有医院能管。她不懂英文，无法跟医护人员交流，精神很不稳定，平时进食很少，可每当她韩裔的教友来看她，她就显得异常安静和配合，还吃不少他们做的食物。后来发现她一吃东方食物就胃口大开，于是主治医生几次自掏腰包为她到外面买鸡汤面给她改善伙食。 我无法忘记她吃面时的神态，如同嗷嗷待哺的孩童一样，渴求而且满足。为此主治医生和社工多次开会，就是为了找一个亚裔多最好是韩裔多的养护中心来安置她。

（医院志愿者在演奏竖琴）

这些我所经历的病例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天都在上演。 医生们面对这些病人不但要治病，而且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着想。

中国人常讲“医者父母心”，在美国这个爱讲政治正确的国家里可不是一句大话空话。首先不管病患是高官还是无家可归者，进了医院，治疗方案和用药不会因身份而不同。其次，医生的职业道德培训和约束极其严格，说高标准严要求一点不为过。 我在入职训练时就被反复教育，很多小情况或者小的“不检点”，比如看了不该看的电子病例，说了不该说的话，都可能成为影响你职业生涯的污点，导致你功亏一篑拿不到行医执照，甚至面临刑责。我们住院医培训项目的主管更是以这样一个例子警戒我们：一个快要毕业的高年资住院医在酒吧门口撒酒疯，对出租车司机爆粗口。结果其不雅视频在脸书上迅速扩散，没出一周他就被医院开除了。苦啊，对医生的道德标杆都要赶超总统竞选人了。害得作为小住院医生的我不上脸书，不去酒吧，不敢超速，当然更不会跟同事议论病患医疗以外的事儿。

宏观上说，在美国，医院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个环节，用来给予急性病例正规的住院治疗。 医院之外有各类养护中心，家庭医生随访，住家／家访医护等等。当病人的“当务之急”解决了，就可以结束住院治疗，安排到低一级医护服务。因此出院安置也是医疗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限速步骤，更是让主管医生们操碎了心。公立医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穷”人（为何打引号…嘿嘿，含义实在太多了），无经济能力的老人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士。 如果不安排好出院以后的去处和门诊随访，病人可能很快再次病重入院或者沦为无家可归者。因此如果病人出院后没有合适的去处，即便健康方面已经无碍， 也是万万出不得院的，哪怕病人说了，我爱去哪去哪儿，就算我睡桥洞，你管得着嘛？no, no, no…这可由不得你，我们当“父母”的可要一包到底。嘿嘿，你想浪迹天涯，我们也得给你找个收容所。 比如病人已无生活自理能力，但他坚决要求回家，家里也无亲人，又拒绝去养护中心，作为医生你就要伙同社工先苦口婆心地动员他／她服从分配，再提供不同的养护中心供他挑选，或者帮他找到失散多年的亲友愿有偿收留他（政府出钱）。 退而求其次，给他找家访医护服务。

这还没完，出院前还得帮他们安排好近期门诊随访， 保证他们的家庭医生拿到出院纪录。如果之前没有医保的患者，又有长期医疗需要的，帮他们申请合适的医疗保险和找家庭医生也是医院以及主管医生的工作之一。 这些环节任何一个不解决，病人都不能出院。 于是，另一个不少见的现象就是健康的“病人”滞留医院，因为不服从分配，或者没地方接收。当然病患实在要“自由“也可以违背医嘱自行出院（leave AMA—against medical advice）， 前提是病患要有做决定的能力。

曾治疗过一个近80岁老人，因在家里晕厥被送入院，等他醒了就吵着要回家，说家里有两条狗三只猫没人喂，要强行出院。 为了让他安心治疗，我们费老大的劲儿好不容易联系到他的一个朋友去喂猫狗，而他自己其实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独立生活能力，可又找不到容他养猫狗的安养中心，最后只能安排住家护工和密集的医护家访，才放他出院。

这医者父母心也是天地可鉴了，虽然有时真的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