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跑到并跑” 用创新实力展望“领跑”之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成立于1931年，是中国最早的肿瘤专科医院。复旦肿瘤内科成立于1964年，作为复旦肿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几代学者的努力，让复旦肿瘤内科从创立之初“化疗科”的十几张床位，发展到年收治住院病人超过5000人次，年门诊总量约6万人次，位列全国所有医院肿瘤内科门诊量首位，医疗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常年派出主诊、高年资主治医师到合作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帮助基层医院的医师提高肿瘤诊治能力，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规范的治疗。

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传承，科室现代化的转型和引领式的发展，都让复旦肿瘤内科的成长成为中国肿瘤内科学发展的缩影，在建党100周年，复旦肿瘤成立90周年，全民健康的大方针下，复旦肿瘤内科又有了新的使命和责任，让我们跟随复旦肿瘤内科主任胡夕春，行政副主任张剑，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候任主委王碧芸，徐徐展开科室半个世纪的画卷，一窥复旦肿瘤内科的发展历程，以全球的视野，展望复旦肿瘤内科从“跟跑到并跑”，以及用创新实力展望领跑之路。

走在时代前列的高起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复旦肿瘤建院90周年。复旦肿瘤内科开科元老孙曾一教授今年已经99岁，是我国肿瘤内科学奠基人之一，当时在肿瘤界有“北孙燕，南孙曾一”的说法。复旦肿瘤内科成立之初，孙曾一教授在复旦系统内调入复旦肿瘤医院，将自己的一生所学倾囊于复旦肿瘤内科，为复旦肿瘤内科的起点定了一个极高的基调。

孙曾一教授本人的科研成果集中于肿瘤化疗药物的研究，这也让复旦肿瘤内科开展药物研发成为一个传统，1978年，复旦肿瘤内科成立了第一批国家级药理基地，药物研发至今仍是复旦肿瘤内科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优势之一，也是在那一年，复旦肿瘤内科在国内首先开展了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改善了Ⅱb及Ⅲ期患者疗效。

复旦肿瘤内科成立之初还叫“化疗科”，至今这个名字还在复旦肿瘤内部流传，这也是具有悠久历史医疗机构的“行话”之一。1964年化疗科成立，1965年化疗科被卫生部批准为“抗肿瘤化疗南方基地”。当时除了化疗药物，还有中医中药的中国传统治疗，科室的元老们都能进行中西医结合的肿瘤治疗。

当时对化疗药物的普遍理解还是有毒物质， 1940年第一个化疗药物就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毒气。在消息相对闭塞，也没有中国实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复旦肿瘤内科的老一辈学者们尝试着用少量化疗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在西方已经有相对成熟治疗方案的前提下，即便是小剂量化疗药物的尝试依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基因工程的发展，升白血球、血小板药物的出现，复旦肿瘤内科的医生们也在国内率先开始与国际同步，规范化使用化疗药物。

复旦肿瘤内科由堪称中国肿瘤开山鼻祖的医生们创立，与孙燕院士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化疗药物的张志义教授也曾参与建设，在成立发展之初，复旦肿瘤内科就走在了国内和时代的前列。

复旦肿瘤内科主任胡夕春

从“跟跑到并跑” 改写国际国内指南

得益于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飞速发展，加上扎实的诊疗技术，目前复旦肿瘤内科每年收治入院病人数及年门诊量都位列全国所有医院肿瘤内科门诊量首位。除此之外，早在上个世纪，在没有科研压力的情况下，复旦肿瘤内科的前辈们就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临床研究，如淋巴显像、药敏试验、中国特色的淋巴瘤治疗方案……并因此获得了很多国内奖项。

在张剑看来，研究型医院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临床研究而不完全是基础研究去寻找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对现有的临床实践甚至是指南产生改变。

复旦肿瘤内科行政副主任张剑

复旦肿瘤内科是国内最早一批有临床研究资质的单位，并最早参加了许多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包括了许多目前临床常用药物的注册研究。据王碧芸介绍，得益于强大的诊疗能力和传统，复旦肿瘤内科医生对现有临床药物非常熟悉，对疾病的诊疗有丰富的经验，以参加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为契机，进一步学习了临床试验的标准和规范。

“这些都让复旦肿瘤内科的临床研究在国内领先，”王碧芸说，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在跟随国际领先单位在做，后来在此基础上，复旦肿瘤内科有了自主发起的临床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已成功实现领跑的目标。

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候任主委王碧芸

2015年，胡夕春团队在国际顶尖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复旦乳腺内科自主发起的CBCSG006研究，该方案最初是用于治疗肺癌、胆囊癌、膀胱癌，胡夕春团队从三阴乳腺癌与肺鳞癌、卵巢癌的基因表达谱一致性中产生灵感，一步步对含铂方案开展研究，将其应用到三阴乳腺癌的治疗。

“这是一个三期临床试验，所以我们先做了一二期临床看效果如何，”胡夕春说，试验结果效果很好，我们才开始的三期临床试验。胡夕春在香港读过四年博士，英文好的他除负责整个项目外，还要书写英文的临床试验方案，拿到国际上PK，获得了礼来公司批准和全球资助。

该研究历时五年，研究结果在国际顶尖杂志发布后，改写了国内指南，同时德国的AGO也将该研究作为一类证据写入指南。

据王碧芸介绍，相关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入，随着免疫治疗在三阴性乳腺癌的批准，目前正在进行AP方案和免疫治疗联合的探索。而张剑带领的一期临床研究病房，有70多项临床研究在同时运行，其中不乏未来三阴性乳腺癌的潜在解救之道。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跟跑国外，”胡夕春说，病人用什么方案、剂量、用药方式都是国外先出方案我们再学习，该研究让中国提出了自主方案，并改写了国外指南，我们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或者说是部分并跑。

优势互补  分学组的“精”结合大内科的“广”

肿瘤内科是一个专门的学科，目前各个医院涵盖在肿瘤内科下的专业大约有两种建制，一种是将肿瘤内科划分为各个区块，各自成立独立科室，另一种则如复旦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一样，目前仍保留了大内科的建制。两种建制各具优势，没有优劣高低之分，都是学科建设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随着新药研发宏观环境的明显改善，肿瘤内科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知识多、更新快，胡夕春以乳腺癌为例，每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要更新数次，复旦肿瘤内科也逐渐向专科化发展，复旦肿瘤内科目前采用专业组制，胡夕春除了是复旦肿瘤内科的主任，也是乳腺专业组的负责人。

肿瘤内科的发展趋势是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多，目前复旦肿瘤内科有分专业组的“精”，组成了胡夕春口中战斗力最强的十几人团队，集中拳头各个突破，也有大内科体系下的“广”。

每个月一到两次，胡夕春都要组织复旦肿瘤内科全体医生进行病例讨论，在胡夕春看来，光有年轻医生参加没有意义，要求所有年资医生必须参加。有时病例讨论开成了“批斗会”，有批评有反思，而不是一团和气，像复旦肿瘤内科的创始人们一样，大家倾囊而出、互通有无，低年资医生虽硬着头皮参加，但也因此飞快成长。胡夕春希望他们记住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无论在今后临床诊疗还是科学研究中，都会受益匪浅。

年轻医生要在复旦肿瘤内科轮转，逐渐才能向专科发展，这也是大内科体系下的优势，“年轻医生见多识广，思维就不会受局限，”胡夕春说。

未来规划与国家发展战略一盘棋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

“肿瘤内科的发展是‘健康中国2030’的重要支持，”张剑说，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除了国家层面早诊、早筛，发现早期病人外，还需要肿瘤内科的发展和支持，用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等方法，提高已发病患者的根治率和转移复发患者的生存率，才有可能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在这个层面和大环境下，复旦肿瘤内科的未来发展是与国家发展战略一盘棋的。

新药的开发包括临床研究是肿瘤内科的生命线，同时学科的发展需要临床研究解决临床问题，为诊疗提供参考性的方向。胡夕春认为临床试验对中国是一个契机，也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年胡夕春专门到美国梅奥梅奥医学中心进修临床试验，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就是胡夕春发起领导的，全程遵照国际规则，标准规范，这套严格的标准体系一直坚守至今。

复旦肿瘤内科牵头的多中心研究和新药开发正逐渐改变临床诊疗，如乳腺癌新药阿贝西利去年年底在中国获批上市，并于今年申请进入医保目录，如能成功，中国的乳腺癌患者就能够用较低的价格，享受到国际最前沿的药物。国内外药物批准和可获得的时间差正在飞快缩短。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变化，思维在更新，复旦肿瘤内科始终秉承以人为本、夯实基础、创新驱动的基本理念来设计和开展原创性的临床研究，”张剑说，继续肩负国家生物医药和肿瘤诊疗规范在全球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复旦肿瘤内科深感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