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席说 | 胡大一教授:数智赋能,让健康触手可及
长城巍巍,薪火相承。2025年10月16日-19日,第36届长城心脏病学大会暨亚洲心脏大会2025(GWICC/AHS.25)在北京隆重召开。会前大会特邀长城会创始主席胡大一教授接受专访,在专访中他阐释了“预防重于救治”的核心理念,提出充分利用互联网医疗与人工智能技术,将科学的健康管理方案有效赋能基层,从而构筑一条面向未来、惠及全民的健康之路。
主席访谈
访谈内容
我们常说“不忘初心”,作为长城会的创始人,在您看来,长城会最需要坚守“初心”是什么?同时如何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心血管领域的发展?
谈到长城会的“初心”,源于上世纪80年我代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赴美游学的经历。那段时光让我深切感受到,当时中国在心脏疾病救治的技术上与设备上与世界的差距。我内心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必须让中国患者同样有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尽管当时已普及于许多国家的冠脉介入治疗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因此回国之后,我便致力于将这些先进技术向全国推广。我深知,只有让更广大的医生群体掌握这些技术,才能满足国内巨大的医疗需求。长城会从创立之初就致力于打破旧有习气,构建一个真正能“传道、授业、解惑”的平台。我们积极引进全球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水平团队,搭建起一个能够实现国际交流、互动与双赢的桥梁。 三十六年来,长城会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心血管领域的显著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打造了开放的教学平台,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与国际接轨的优秀心血管团队。 树立了中外医学交流的典范,与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及专家建立合作。在我任职期间,每年都邀请全球顶尖学术机构的主席亲自率团参会,使长城会成为了心血管领域的“奥运会”。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支持中国心血管团队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参与并牵头重要的临床研究,解决心血管领域的难题,将中国成果写入国际指南与教科书。长城会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成为了世界看到中国进步的舞台。
过去我们培养青年医生,核心是锤炼临床技能。但在AI和互联网的时代大背景下,未来的医疗模式必将发生颠覆性改变。在您看来,这要求青年医生除了传统的临床技能外,还必须具备哪些新的素养?
面对这一新形势,青年医生首先应在态度上积极拥抱,主动学习和运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全新工具,从根本上推动新型医疗模式的落地,最终造福人民健康。我们始终坚持“重预防,走基层”,充分调动中国乡镇村/社区医疗中心及家庭医生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和慢病防控的“主力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互联网技术的巨大潜力。经过培训和AI赋能,一名家庭医生可以高效管理上万个家庭,系统化开展慢病防控;使穿戴设备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持续监测。对基层医生而言,AI能显著提升其诊疗水平,例如增强其解读影像资料的能力,这是一种巨大的能力赋能。此外,AI还能承担起长期随访的服务,有效弥补大型医院线下随访的不足,从而增强提高医患凝聚力,提升患者满意度。
您提出的五大处方:药物、运动、营养、心理(含睡眠)、戒烟将多学科知识融合,在基层推广中,哪些处方的落地难度最大?如何通过数智化手段促进“五大处方”的落地?
在五大处方中,目前落地难度最大的是运动、营养和精神心理(含睡眠) 这三项。 首先是运动处方。这不只是基层医生面临的难题,许多大医院的康复医生也普遍缺乏运动生理学、运动心脏病学等专业知识。如何为患者制定个体化、可量化、能循序渐进的运动方案,确保其安全有效,是当前的核心瓶颈。这就迫切需要通过数智化手段,实现运动处方的量化评估与智能指导。其次是营养处方。这也是从大医院到基层普遍存在的短板。中国地域广阔,饮食习惯差异大,营养干预必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关键在于如何在尊重各地传统饮食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可行的改善建议。这项工作同样亟需数智化工具有效支撑,实现个性化膳食分析与建议。此外,精神心理和睡眠管理也是整体防治体系中的明显短板。
您常说,医生成就感不应只来自于抢救,更应减少发病,但当前医疗体系仍存在“重治轻防”的情况,作为行业推动者,您认为政策、医院、公众三方,应作出哪些改变来扭转这一现象?作为“心脑血管重大慢病基层数智化防控项目”总牵头人,请您分享一下这个项目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随着时间推移,我深切地意识到,当人类健康持续受到肿瘤、糖尿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等慢病的威胁时,如果医学界不能在“病前预防”与“病后二级预防”上取得突破,那将是医学的失败。心肌梗死患者却日趋年轻化,心血管疾病总体死亡率未见下降拐点,农村地区死亡率甚至不降反升,个人与医保的医疗支出持续攀升。 因此,我们这一代医生的使命,是弥合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之间的裂痕。我们不仅要做好救治,更要义不容辞地投身于预防,特别是针对高血压、高血脂、肥胖、高血糖等高危人群,通过健康教育、慢病管理和预防康复,引导公众学会预防、改变生活方式,实现“少发病、晚发病,甚至不发病”。即便是在手术后,应通过“五大处方”进行系统性的心脏康复与二级预防,尽快使患者恢复生活质量,回归社会。只有做好预防,才能实现我国心血管死亡率下降的拐点,为慢病防控、人民健康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服务和关爱。 构筑心血管疾病预防、救治、康复、二级预防的全面防线,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伟大转变,需要政策、医院与公众三方协同努力:政策层面,当前医保主要覆盖治疗性项目,而对运动、营养等预防与康复处方的支持尚未形成体系。应推动建立覆盖预防、康复与二级预防的完整支付机制,从源头上激励“健康产出”而非“手术量”;真正做好预防,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才是节省社会总医疗成本的最优解。医院与医生层面,要主动转型,将健康教育、慢病管理和二级预防融入日常实践。医生要善用新媒体做科普,帮助公众提升健康素养,双方共同努力,把知识转化为行动,同时并树立“健康达人”等正面典型,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获益,提供公众积极性和依从性。公众层面,要牢固树立“我的健康我负责”的意识,尤其要唤醒年轻人摒弃侥幸心理,主动管理自身健康;要激发每一个患者和家庭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作为“心脑血管重大慢病基层数智化防控项目”的总牵头人,我认为我们项目始终致力于通过先进的互联网与AI开放科技平台,将科学的疾病预防、康复护理及慢性病管理体系有效下沉至中国基层医疗机构;连接全国学科带头人与广大基层医生,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支持双向转诊与高效协作的医生联合体。
近年来,您牵头推动智能预防、治疗、康复的闭环系统,那么您认为,未来3-5年,数字技术会给心血管疾病预防及康复带来哪些突破性变化?
传统的心脏康复分为三期:Ⅰ期在住院期间进行,Ⅱ期为出院后3-6个月内完成基于五大处方的系统训练,Ⅲ期则是回归社区与家庭,实现终身康复。但当前的核心难题在于Ⅱ期康复,患者对于在社区完成36次训练的依从性普遍较差,即使在发达国家,搭桥手术后的康复完成率也有限。而在中国,这部分康复项目尚未被医保覆盖,例如运动训练无法报销,且便捷性不足、康复中心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庞大的患者需求。
您坚持日行万步近25年,这种亲身实践如何影响您对运动处方的推广策略?面对公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知误区,长城会未来是否会增加更多科普属性?
最初是出于个人需要,年轻时在国外游学期间生活方式不规律,回国后体检发现多项健康指标已亮起“红灯”。自那时起,我坚持“饭吃八分饱,日行万步路”,至今已近二十五年。运动为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获益。通过循序渐进、持续锻炼,我的肌肉力量得到增强,关节也得到了更好保护。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健康不能只关注“治病”,更要注重“功能提升”。运动本身就是一剂良药,它与营养、心理等因素共同构成防病治病的重要支柱。正是基于这样的亲身体验,我更坚定了推广“有氧运动”的决心,致力于将其转化为亿万中国人走向健康的生活行为。 面对公众在健康认知上存在的误区,加强科普工作至关重要。我历来重视心血管领域的医学科普与健康教育,曾多次呼吁在国内权威医学期刊中增设科普栏目,向公众提供实用、可操作的健康管理方案。未来,长城会也将进一步强化科普属性。我们计划精心打造专业的健康教育平台,在各类学术论坛中设置患者教育专场,积极推动最新科研进展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最终落实到群众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助力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
从1990年长城会起步,到如今主导基层数字化项目,您的职业生涯始终贯穿“国际视野+本土实践”的思路,对于年轻医者如何在全球化与基层需求之间找到平衡,您有何建议?
长城会自创立之初就秉持国际视野。我早年在海外游学期间,深刻感受到国内在康复预防、患者互助等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存在的差距。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健康理念与科普实践影响深远。如今,中国科技发展迅速,但我们依然需要坚持国际交流、取长补短。我国患者基数大,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医疗技术规范化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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