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现代科研体系探索

本期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  陈凯先 

采访者：本报记者  陈惠  见习记者  线媛媛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陈凯先院士，原先主要从事的是药物化学和创新药物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我国较早倡导和开展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研究，现已成为新药研究的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他在科技部和中科院的部署与支持下，推动建立药物设计和发现、药物安全性评价、药物代谢研究等研究中心，以及制剂研究、药品质量控制研究等技术平台体系的建设，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创新药物研究技术平台体系做出了贡献。

2005年，他担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被业内认为是陈凯先院士的第三次创业。尽管他谦逊地表示，这是“组织安排”，但事实证明，他从一个“外人”的角度，审视和探究中医药发展当前面临的问题，视野更为开阔、客观。他把创新研究范围扩展到一个新的领域——探索并推动古老的中医药与现代的科研体系相结合。

一次大胆的尝试

医师报：您是从事药物设计和创新药研究的，为什么会对中医药感兴趣？

陈凯先：家庭的氛围对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组织安排则提供了机遇。

我的父亲是语文老师，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哥哥学的是西医，但后来西学中，成为一名中医主任医师。长期耳濡目染，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成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完全是“组织安排”。1996年，我担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8年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彼时正值上海中医药大学领导班子换届，市教委领导希望我来担任，促进中医和西医、传统科学和现代科技的相互交叉和合作。

那时的我对中医是100%不懂，对中药则90%不懂。尽管感到为难，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把这项新工作当作是学习中医药的过程，经过不断努力，对中医药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医药的“门外汉”，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但也有好处，那就是视角也许更开阔。

采用有用指标  建立中医特色的新评价方法

医师报：一直以来，中医界对用西药的临床评价体系来评价中医药都存在争论，您怎么看？

陈凯先：现代科技中一切好的、合理的方法，我们都要采用，不应拒绝，但也不能全盘照搬。

西医好的方法要用，拒绝应用、固步自封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全盘照搬，同时要发展彰显中医药特点的新方法。西医药的临床评价体系是根据西药临床研究特点而制定，其中有的体现了科技的共性原则，应该也可以应用于中医药，推动中医药的创新发展和现代化、国际化；而有一些不符合中药特点的，则不能照搬；还有一些是西方现代医学中所没有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医药的特点自己来创造和发展。

中医药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医学。我们常说这个药方好，那么哪里好？能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的程度怎样？却往往没有定量的分析，只能举例，缺乏统计。而循证医学的方法是客观的定量方法，其思路和原则总体上可适用于中医药。西医的一些检查指标，如血压、心率、血象等等临床检测数据，对于中医药的临床评价来说也是有用的，我们不能一味拒绝。

另一方面，中医药的诊疗通常是针对“证”的，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应该包含“证”的调理和改善，而目前西医的循证医学评价体系中并没有这样的指标和方法，这是很大的缺陷，应当通过研究逐步建立完善。例如，一名患者的阴虚、阳虚等证候，如何把它变成可测量、可分析、可比较的指标，这就需要建立中医特有的新评价方法。

在适当采用西医有用的指标基础上，建立中医特色的评价指标，形成既有共性又有中医特点、符合医学科学共性原则的新方法，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FDA要求：第一安全  第二质量稳定

医师报：我们建立的这些新方法，能否获得国际认可？

陈凯先：西方对中医药的看法在不断改变。

国际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当我们建立了中医特有的标准，又能用现代语言解释清楚“病”与“证”之间的相关性，让西医也能明明白白的时候，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这需要互相交流、学习。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强大，西方医学界对于传统医学价值的认可度也在提升，而屠呦呦的获奖更是一种推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接受中药新药申报时，原先的标准已有很大改变。现在，中药新药在美国申报临床，FDA的基本要求大体是两条，第一是安全，第二是质量可控，能有效保证其组成恒定、稳定即可。即便是无法说清其中的各种成分和详尽的作用机理，也可以接受。至于有效性，可以通过随后的临床研究来判断。

把中医作为医学科学来研究

医师报：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其突破点在哪里？

陈凯先：观念、技术和组织管理层面都要改变。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首届中医科学大会上提出，要科学地认识中医，科学地发展中医。这个讲话明确地肯定了中医药学的科学性。

要发展中医药学，首先要防止观念上的两种倾向：既不能抹杀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对中医药学采取否定和贬斥的态度；也不能否定它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基本定位和属性，把它神秘化和玄学化。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中医药学。中医的有效性，是几千年一代又一代中医药学者用实践证明的，而不是坐而论道、空口白话说出来的。因此中医药学要进一步发展，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从观念上把中医作为医学科学来研究，当然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应该和哲学的指导、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割裂或者对立起来，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常识。

其次从技术上，要与现代科技结合，与时俱进。以屠呦呦分离提取青蒿素为例，前190次，她都是用天然产物化学惯用的加热提取方法，第191次她从《肘后备急方》中受到启发，采用在常温下，由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结果成功提取出具有100%杀灭疟原虫效果的青蒿素。这就是传统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

再次，从组织管理层面高度重视中医药原创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提出，中医药是我国“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青蒿素类抗疟新药、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等重大成果，都是有力的证明。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寻找治疗药物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紧迫任务。今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德国、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从中药汉防己中提取的生物碱——汉防己碱，有望成为抗埃博拉病毒的“克星”。而我国是中医药大国，更要发挥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的优势。

因此，在国家重大科学计划中，要加强中医药创新研究的布局和支持，把它放到国家科技战略的层面，推动我国科技的原始创新。要打破行业和单位界限，加强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技的交叉融合，加强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