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影片《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刚刚上映即引起轰动。影片中的主人公“药神”程勇本是一位穷困潦倒的保健品商贩，因为一位白血病患者的意外求助，他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这种仿制药与4万块钱的正版药，药效相同，而售价只有5000元，成为了很多贫困患者的救命药。他也因此翻身致富，被称为“药神”。

因为担心这种代购违法，程勇停止了这项生意。然而，因为这种药物受益的患者，却因为药物的停供又无法负担高额的正版药的费用，相继离世。于是，他决定继续代购，这一次，他不是那个喊着“我不想当救世主，我就想赚钱”的商人，而是为了患者生命的延续、只收500元成本价的“好人”，展现出源自人性的善良和内心的柔软。

除了诸多评论提及的人性，以及对医改的启示，文章也启发我们关于伦理的思考。影片揭示了某个个体或者某个群体的生命权利，与知识产权、现代制度之间的伦理困境。每一种新药的研发都需要极长的时间成本和较高的经济成本，科研本身也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此外，还受严格的知识产权法保护。这一切保证了研发的质量和生产销售的延续性，最终造福于患者。然而，当科技发展的巨额成本需要工薪阶层的患者来面对时，他们又如何承担这副重担？在生死疾苦面前，治病救人与现代医药发展保护制度——这个伦理悖论得以彰显，引人深思。

片中的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都面临自己的困境。高额医药费影响下的患者生存困境；利益诱惑与治病救人背后药贩行善还是作恶的道德困境；以及警察所处的法律与规则下的伦理困境。谁是谁非，善良与邪恶，在生命面前，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与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

这是生命和制度间的拷问、道德良知和法律间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是坏人，却又做着违背法律的恶。

我认为，如果普通人在面对制度和法律时陷入伦理困境，那么，也许整个国家的国民都身处于一种时代困境。作为普通观众，不要把药企妖魔化，亦无需去声讨制度。一部艺术作品，能引发观众思考已足够。大国医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将一切重任交给医保以达成“公平”，使医保成为绝对的大锅饭也并不合适。

这部影片让我们更加关注大病患者的生命境遇，充分彰显了生命的无奈和医学的限度，引发观影者的同理性担忧，同时呼唤着人性最初的善良，希望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