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肿瘤药的研发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美国毅然回国的黄量教授合成了N-甲酰溶肉瘤素通过药理学研究送到刚刚成立一年多的日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并于1960年4月开展临床试验,在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令人鼓舞的疗效。结果在1962年莫斯科第八届世界肿瘤大会报告，和宋鸿钊教授的高剂量化疗治疗绒毛膜上皮癌被誉为“药物治愈诊疗的典范”。

很多年间抗肿瘤药研制受到干扰，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引进和仿制国家常用药物。但在这一时期我们培养了大量中青年临床肿瘤学家，为以后的发展储备了人才，给我国抗癌药创新的临床转化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健康中国建设新征程,十九大把科技创新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将科技创新摆在重要位置，是党中央吸取建国以来正反经验教训提出的正确方向。

进入新世纪，在国外从事研究的学者陆续回国创业，国内药企也开始研制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新药迅速增多。政府也制定了“医药创新重大专项”给予支持。“十五”期间我们走出了重组血管内皮抑素，“十一五”期间走出了埃克替尼，“十二五”走出了西达本胺和阿帕替尼，开始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其中，西达本胺已经进入国际应用最广的《NCCN诊疗规范》。“十三五”以来，仅2018年后半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我们已经陆续上市了开发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安罗替尼、治疗乳腺癌的吡咯替尼、治疗大肠癌的呋喹替尼三个靶向新药；和三个抗PD-1新药—治疗黑色素瘤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的信迪利单抗注射液和治疗淋巴瘤的卡瑞利珠，抗CD20单抗HLX01也在2019年初上市，还有几款新药正在等待批准。

这些卓越的成就说明：“十三五”期间我们有希望上市的原创抗癌新药数目将会超过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总和。而且这些新药的其他适应症正在不断开发。创新已经引导我国进入快速自主研发抗肿瘤药物的快车道，并正在通向国际。

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原来只有欧美和日本组成的互相承认临床试验数据的组织ICH，成为医药创新国家的成员。最近，新任的FDA主任Richard Padzur在美国AACR大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出应当把我国的抗PD-1/PD-L1新药引入美国。

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21世纪已经进入靶向治疗的时代，2014年新免疫治疗崛起，2015年又提出精准治疗概念。内科肿瘤学进入一个新时代，不但有内分泌治疗、化疗，还有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临床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我们正在拥抱我国抗肿瘤药物发展的新时代。希望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努力在此领域内做出更加优异的成绩，给全球肿瘤病人带来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