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曾访问台湾，约见台大的两位教授，其中一位就是朱树勋先生。朱教授是台湾第一位做心移植术的外科医生。他成功了，却被起诉罚款，因为台湾法律不允许做心移植手术。他坚持，不妥协，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声援，迫使台湾当局最后撤销了禁令。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

近日成功当选台湾市长的柯文哲是朱树勋教授的学生。朱树勋教授当初开展心移植术，并没有必要去具体设想，有朝一日需要为“胸腔内没有心脏”的患者做心移植术。然而，柯文哲很清楚，没有心脏移植，“16天没有心脏”的患者（柯文哲创下的奇迹）不可能获得再生。医学科学的进步是一场接力赛，一棒接着一棒。

我的一位朋友在微信中写道：“医者可在生与死的中间历程中，用医术去阻止可避免的死，但救不了因灾、病或自然必经之死。”他说出了医师执业的核心。

“可阻止”与“不可阻止”的死亡

问题是如何辨别“可以阻止的死亡”和“不可阻止的死亡”。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本人的一段经历。

2010年4月，我生了一场大病，4月19日入住协和医院。入院诊断是获得性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原发病因不明，初期治疗未能奏效。先后分17次输入压缩红细胞约6800毫升，贫血继续加重。我体内肯定有个怪物，贪婪地吞噬着我的红细胞。怪物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医生没有轻言放弃，苦苦地思索病因。

我在各种检验室和影像室之间，来回穿梭。同时摄入高蛋白等要素营养以支持全身。我每天看着窗外，蓝天、阳光、绿叶依旧。我想，明天我还能看到阳光吗？明年我还能看到春天吗？负责治疗的武永吉教授对我说，我的溶血性贫血“不是不治之症，是难治之症”。这句话颇有哲理。

6月28日终于把怪物捉拿归案。它是50多年来潜伏着的结核杆菌，对耄耋老人发起的攻击。它的原形也在显微镜下现身。开始抗结核药物治疗，溶血得到控制。7月27日停止输入压缩红细胞。复习文献，获悉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溶血，全世界只有10例报道。我是从“可以阻止的死亡”与“不可阻止的死亡”、“难治”与“不治”的缝隙中间滑溜过来的。我敬佩那几位参加治疗的教授们，他们是我的医生，更是我的朋友。

最困难的是面对挫折打击而不失热情

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生前多次提出问题：“患者为什么死亡？”他的提问，为的是激发学生们产生那种出于自身思考和探索的真正想法，然后用自己的研究，加以求证。创新思维意味着从事研究的人必须会提问题，发现别人没有看到的新问题。

缺乏探索和开拓精神，思维就会停滞，学科发展可能裹足不前。我相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医学有所谓的“极限”。但我更相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医学科学的进步永远不会停歇。试看DNA是1944年发现的，DNA的双螺旋结构图在1953年被绘制出来，生命科学由此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好奇心、兴趣、对科学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敬畏是医学进步的永恒动力。我们应该笃信不移。

柯文哲在一次演讲中说：“最困难的不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而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却不失去对人世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