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DE）

数据显示，仅抗肿瘤药就占总NDA数量的1/3之多（31.1%），自2018~2021年间，三年间增幅（35.7%），数量远远超过全球总体增长速度（17.3%）。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仅2022年获批上市抗肿瘤新药的数量为（含新增适应症）55款，其中21款药物为首次申报上市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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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来看，获批数量居于首位仍是肺癌，共获批13个新药（含新适应症）；其次是血液肿瘤（7个）；第三是乳腺癌（6个）。在泛瘤种类领域也获批了5个（含新适应症）。杨部长介绍，从最新的数据可以看出，近三年来，首次获批上市的新药总体持平，而新增适应症的获批情况相较于2021年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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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法规实施以来，在2020年7月~2022年9月共获批的78个品种（含新增适应症）中，按附条件批准上市的新药总数中有61个（78.2%）为抗肿瘤新药。根据《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自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推行以来，在抗肿瘤获突破性认定中，截至2022年10月27日，共103个品种获得，其中肿瘤占66个（64.1%）；对比2020~-2022年获批的新药中，今年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的品种有23个，包括附条件批准18个（78.3%）。抗肿瘤新药在这条赛道中当数第一，遥遥领先。

近年来，CDE在一系列政策和流程的不断优化下，让更多、更好的抗肿瘤药物尽快进入临床，及时惠及需要它肿瘤患者。但繁华背后，不禁让人思考一些问题。

从获批的药物种类来看，抗肿瘤靶向药物产品当数第一。以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为例，作为肿瘤精准治疗的典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个靶点超过20个产品获批。这意味着从肺癌的早期辅助到晚期的各线治疗，我国已有超过50%的NSCLC的患者可以接受到精准靶向药物治疗，至此，以基因划分人群拉开了肿瘤精准诊疗序幕。但是，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精准诊疗真的这么“简单”吗？

同样以NSCLC为例，对于EGFR敏感突变的人群，EGFR抑制剂单药治疗的有效率高达80%，但是MET突变，靶向单药有效率却不到50%。更遗憾的是KRAS靶点，单药有效率只有28%，且二线治疗的有效率还不及化疗好。所以，肿瘤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所知，找到基因突变只是是在患者身上找到疾病这把‘锁’，但面对“每把锁”，其背后的机制都不同。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精准治疗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基因层面的问题，而面对疗效差的靶点人群，我们更应该关注肿瘤疾病本身具有的复杂性。

当找不到精准靶点时，可以反向思维，从愈后差的人群入手，找到相关生物标志物来开展研究，不光是在基因层面的探索，还可以通过肿瘤组织类型、解剖类型、生化指标等入手。所以对肿瘤精准治疗的有效性评价，一定需要在前期充分的探索之后，通过一个预设的前瞻性设计的研究来予以验证。

近年来，联合治疗方案成为IND申报的重点方向。在肿瘤治疗中无论靶向药物联合化疗，还是免疫药物联合化疗，以及其他各种手段进行组合，目的是提高抗肿瘤疗效（单药有效率低）和克服耐药问题（单药无效或肿瘤进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循证医学数据告诉我们，面对肿瘤这类疾病的复杂性，并不是所有的“强强联合”就能达到“1+1＞2”的效果。

杨部长介绍，2020年发布的《抗肿瘤药联合治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指出，联合治疗的方案一般考虑包括联合的机制依据和单药临床数据，当单药疗效不足时，在机制充分的基础上，可尽早开展联合方案的探索。因为面对不同的瘤种，即便是相同的突变类型，使用同样的联合策略，所带来的有效性却大相径庭。

如以BRAF基因V600E突变为例，在黑色素瘤中，单药BRAF抑制剂有效率可达51%，联合MEK抑制剂后，疗效可以达到66%。同样是单药BRAF抑制剂，在肺癌的BRAF基因V600E突变的患者中，单药的有效率却只有27%（不足恶黑单药有效率一半），但是联合MEK抑制剂之后，有效率可达63%。所以该联合方案在两个瘤种的使用是合理的，但是BRAF抑制剂和MEK抑制剂在这两个瘤种中的总体贡献度却不同。

因此，杨部长认为，在联合方案的探索中，需要明确在联合方案中每一个单药的贡献度，它们究竟贡献的是有效性的获益，还是“贡献”了安全性风险？如果只是简单的叠加（化疗＋免疫＋抗血管），特别针对一些高龄且伴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如消化道肿瘤的后线治疗。联合治疗方案需要进行析因试验。另外和谁联合同样重要，例如在晚期肾癌中，同样是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不同的药物会导致更多更严重的肝毒性。

目前在临床设计中，设立双终点越来越多研究越来愈多，但根据不同的癌种设立的终点有所区别。比如乳腺癌，PFS并不长，但OS特别长，更关注PFS的数据。但是对于肺癌和消化道肿瘤，更关注OS的数据。替代终点有效的幅度决定是否可以提前申报，可与中心进行充分沟通。

对于一个药物来讲，后线有充分的数据，可以支持前线的替代终点，例如帕妥珠单抗，晚期一线获益，先附属可以接受pCR，后续辅助治疗iDFS也获益。但需要注意的是，仅仅是替代终点指标获益，不一定能最终临床获益。

杨部长总结，目前而言，中国抗肿瘤药物从研发到上市，表现卓越。但面对肿瘤这类复杂的疾病，我们依然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随着对肿瘤发病机制的不断探索，发现的靶点是否都能成为有效的治疗靶点。以及在众多在研靶点拥挤赛道上，它们能成为真正有效药物的几率还是未知数。联合治疗、个体化治疗等都是肿瘤治疗领域的挑战性问题。

但是，中国创新药物研究的挑战和机遇并存，全球化是未来的研发趋势，我们需要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使药品最大限度地发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