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沟通

新时代下医患沟通新理念

沟通，对于当下的医疗行业来说十分重要。

为此，黎晓新会长指出，本次年会在以往维权自律栏目基础上，专门增设了医患沟通主题，通过现场案例点评，将医生心态与当今时代背景、法律政策结合起来分析。同时通过书法、美术等人文交流平台的搭建，来提高医生人文素养。

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指出：“三甲医院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沟通不够。尤其是眼科，属于大门诊小病房，门诊工作量大，医生工作紧张，说话稍不注意就会引来医患纠纷。”他认为沟通时应转变“以病为本”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先看人再看病。对此，北京同仁医院青光眼科王宁利教授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孙兴怀教授分别从自己多年行医经验阐述医患沟通技巧。

示弱也是一种智慧

王宁利教授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建立起来的是“臣民社会”，那时医生占据决定地位。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民众进入“市民阶段”，患者维权意识逐步增强。然而很多医生并不了解患者现在的心理状态。仍把自己放在神坛的位置，认为自己全部诊疗都是正确的。因此，很多医生仍用着30多年前的沟通方式与患者交流，医患矛盾由此产生。

王教授认为，新环境下示弱也许是一种智慧。当因自己的失误对患者造成延误时，真诚的向患者解释和道歉，则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其实很多纠纷，患者只不过是想讨得一个真诚、公平的说法。与患者交流时，放弃冰冷生硬的语言，予以更多的关心、爱护，将信任留给彼此。

不要轻易对患者说“你不懂！”

孙兴怀教授指出，信息数据化发展给医学领域带来了诸多革命。无线传感、影像技术的引入大大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及诊治规范。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患者面对的不仅是医生，更是海量的网络信息和知识库。

人类受惠于现代技术的同时也被其辖制。医生过度依赖于各类数据、影像结果，却常常忽视了患者的整体情况，减少了医患之间的沟通交流。患者因过度相信网络上的各类信息，而常常被其中的虚假信息误导。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等，正如18世纪著名思想家阿鲁埃·伏尔泰所言：“医生们开着自己不太熟悉的药，诊治着自己不甚了解的病，评判着自己一无所知的人”。

因此，家长式的医疗作风已不合时宜，医生不能轻易对患者说“你不懂！”因为患者可以充分利用各类信息、网络、工具参与到自我医疗管理决策中。医生要耐心倾听患者陈述，以患者可以理解的语言或方式与之交流，尽可能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建立相互尊重的合作式医患关系。

加强人文教育  建立多元化保险机制

孙东东教授呼吁，我国在对医学生的培养中亟需加强人文教育。美国医学人文教育约占25%，德国、日本、法国约为20%，而我国仅为5%，而且主要是马列哲学主义，缺少人性化教育。

同时他还建议，在医患沟通方面应向中医学习，因为中医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并加入了整体医学理念。而西医仅仅是建立在形态学基础之上。层次不同也决定其在医患沟通上的不同方式。

王宁利教授认为，在目前环境下，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案就是“险”。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保险，包括医院、医生、患者的保险。加强国民科学精神的培养，使患者可以正确看待疾病，尊重生命。

5月30日至6月1日，第八届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大会就医患沟通，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眼底病诊疗规范等专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此外大会还开展了摄影、运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广大医师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会长黎晓新教授指出：“眼科医师大家庭在和谐的气氛中，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本届年会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还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高度评价：“眼科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是一个大的综合学科”。他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光明与爱的结合。它与人的整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密切相关。当前眼部疾病预防任重而道远，眼科医生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医疗、教学、研究工作，还要走进边疆、基层甚至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为更多患者服务。”

医学伦理

医学伦理规范是对生命的尊重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陈有信教授指出，伦理是有关人类关系的自然法则，尤其是医学伦理，存在于医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当你主持临床试验时，留取患者标本、血样时，在决定将仅有的一支特效药物给谁用时，甚至当你做演讲，写文章时都会涉及到伦理问题。如果无视既定的伦理规范，那么文章发不了，试验进行不下去，甚至会招来官司。

历史上著名的伦理规范有《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等。医学伦理在实践中主要遵循几点：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其结果将有助于人类健康；高效、科学的研究方法；出于科学理由选择受试者，而不是仅仅出于主观理由选择脆弱人群；对受试者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且利益至少不能小于风险；让受试者充分了解研究目的、风险、益处等，充分获得其知情同意权。

我国对医学伦理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知情同意书研究照样做，即使有，其内容也晦涩难懂。有时为了自己研究目的而对患者进行过度检查。尤其，在实验动物方面，还根本谈不上“福利与伦理”，而美国在1966年就制定了《实验动物福利法》。对于实验动物虐待、杀戮，那么对生命或也会产生漠视，这对医学事业是可怕的。反之，若对动物赋予爱心和尊重，那么对患者也会有更多爱护。

正是由于我国在医学伦理方面监管不严，国外药企、研究机构都纷纷觊觎我国，来我国进行临床试验，尤其在动物实验方面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动物实验的外包国。为此，我国应建立严格的伦理标准，加强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同时行业协会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加强对伦理的评估以及宣教。尤其当国外公司在我国进行临床试验时要严格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