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28日，美国肾脏病（ASN）年会暨肾脏病周（Kidney Week）在圣地亚哥举行，一万余名肾脏病学者纷至沓来，感受浓郁的学术气息。大会大型研究成果纷纷亮相，涵盖肾脏流行病学、肾小球疾病、免疫性疾病肾损害、肾性贫血、糖尿病肾病、肾脏替代治疗、肾移植等19个肾脏病相关最前沿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新进展，为肾脏病学者带来学术上的饕餮盛宴。

大会现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左力教授（中）团队在现场

大会亮点

肾脏病防治新策略：建立中国肾脏病数据网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张路霞教授在大会上介绍了基于中国肾脏病数据网络（CK-NET）开展慢性肾脏病（CKD）系统监测的现状。她表示，中国既往缺乏反映CKD负担情况的全国性研究和数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率先在科技部的课题支持下开展了全国性调查，研究发现，成年人群CKD患病率为10.8%，按此推算，我国现有CKD患者数量高达1.2亿，然而CKD的知晓率仅为10%，这种现状令人堪忧。

CKD防治现状：专科医生供需不平衡  尚无健全转诊制度

张教授指出，目前医疗现状为CKD防治事业的推广带来了挑战。首先，我国人口基数庞大，CKD3~5期患者多达1900万，但肾脏专科医生仅有近万人，存在巨大的供需不均衡；其次，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的转诊制度，导致有限的肾脏专科医生资源没有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最后，我国医疗实践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就CKD监测而言，尚未开展政府资助政策体系，肾脏病领域的人群研究也相对匮乏。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肾脏病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全球范围内糖尿病为终末期肾病（ESRD）的首位原因，约占1/3。以往认为，我国透析患者病因构成不同。1999年中国透析登记显示，导致ESRD的病因以肾小球肾炎为主，占49.9%；而糖尿病仅占13.3%。近20年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势必影响肾脏病的发生。

张教授指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对我国3500万名住院患者的分析显示，2011年糖尿病肾病已超过肾小球肾炎、一跃成为CKD的首位病因。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肾脏病理类型的比例不断发生变化，尽管IgA肾病在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仍是最为常见的病理类型，但其比例明显下降，而特发性膜性肾病占比不断增加。

借力中国肾脏病数据网络 优化肾脏病防治体系

基于对数据研究影响专科发展认知，2014年王海燕教授提出了建立CK-NET的构想。历经几年的筹备与构建，CK-NET日趋成熟。

2017年，张教授团队首次在《AJKD》杂志发布了基于CK-NET框架的首个中国肾脏病年度科学报告。同期，美国USRDS负责人Rajiv Saran撰写了题为“CK-NET，大数据、大梦想”的述评。

2018年，CK-NET年度报告的数据来源扩展为4个全国性大型数据库，并在透析前CKD患者的基础上增加了透析患者的章节。该年度报告已经正式被《KI》和《KI supplement》接受，将于近期发表，同时也会以中文书籍的形式在国内出版。

基于健康医疗大数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是未来医疗的趋势，CK-NET工作组尝试将其应用于肾脏病领域。值得欣慰的是，目前该项技术在尿沉渣的人工智能识别、预测透析患者30 d再住院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张教授强调，中国CKD疾病谱已然发生改变，需要全国性的监测系统来及时发现这些变化、并制定相应公共卫生对策。CK-NET将持续就中国肾脏疾病的现状发布科学、严谨的数据，并将继续探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肾脏病领域的应用。

将数据转化为认知：美国肾脏病监测系统之重任

美国肾脏病数据系统协调中心Rajiv  Saran教授指出，公共卫生监测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被动监测，即使用已收集数据或健康系统中累积的数据；其二、主动监测，即包括各种监测研究和人群为基础的队列研究。通常这些数据来自于全国健康及营养状况调查、健康医疗管理、国家性的数据登记系统、大规模队列研究及已发表文献等。

Saran教授主要介绍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CKD监测系统及退伍军人事务部-肾病信息系统（VA-REINS）。他表示，CDC-CKD监测系统1期研究包括如何在现有数据源中识别并将合适的指标用于监测系统，找出现有数据的不足和局限性，建立CKD监测网站。目前该项目已进入2期研究阶段，致力于重新评估并更新关键CKD监测领域及指标，分析、更新现有纵向数据，同时评估新的数据来源，改进监测网站。

由于美国退伍军人中，肾脏病患病率高，花费巨大，在这样背景下建立的VA-REINS，旨在通过该系统进一步推动临床实践发展。Saran教授强调，通过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合理解释数据，将数据转化为认知，并采取适当行动，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肾脏创新加速器：加快诊疗新模式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Ed Simcox表示，2010年，全球约5亿成人CKD患者，超过260万患者接受透析治疗。仅美国有超过4千万的肾脏病患者，70万人因肾衰竭需要接受透析治疗或行肾移植手术。肾脏移植是目前治疗肾衰竭最好的方法，但因很多人没有机会进行肾移植，透析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随着时间推移，透析患者的死亡率不断升高，三年内死亡率高达50%，且透析患者生活质量多处于较差水平。因此，研发新药或新设备迫在眉睫，旨在更好的防止肾脏病的发生、改善肾脏病患者预后。但就肾脏病学现状而言，该领域的创新发展呈迟滞状态。

Simcox指出，肾脏创新加速器（Kidney X）将以公私伙伴关系为前提，早期参与诊断和治疗、下一代透析、组织工程及以患者为中心的其他辅助工具等领域的创新。随着公私合作加速器的成功，Kidney X将确保研究人员、创新者和投资者共同参与，通过发展、协调、督促等方式为患者带来突破性疗法。

Simcox强调，Kidney X将重点关注诊断、治疗学（家庭护理点检测、实时肾小球滤过率），下一代透析（可穿戴或置入式透析器、生物人工肾）、组织工程（改善透析患者体验的血管通路技术）、药物（减缓肾脏病进展、逆转甚至治愈肾脏病的药物）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辅助工具（营养应用软件）等内容。

预计未来十年，肾脏病防治领域将取得重大进展。通过Kidney X，加快肾脏病诊疗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可更好的改善肾脏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重磅研究

血液透析患者静脉补铁 低剂量vs高剂量哪个更佳？

国王学院医院Lain C. Macdougall教授介绍，研究显示高剂量红细胞生成刺激剂（ESAs）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增加相关，静脉补铁是透析患者贫血的标准治疗方法，可减少ESAs的使用剂量，但大剂量使用静脉补铁可能会增加患者感染、氧化应激、增加心血管事件等风险。全球各地在临床应用时具有较大差异。

为进一步明确高剂量静脉铁剂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Wheeler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血液透析中主动的静脉铁剂治疗（PIVOTAL）研究。

Wheeler教授指出，高剂量组每月ESAs的中位使用剂量较低剂量组减少19.4%。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率、非致死性心梗和非致死性卒中在两组受试者中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低剂量组患者心衰住院率高于高剂量组。

同时主要终点中各事件的复发率高剂量组较低剂量组降低22%，输血频率降低21%。

Wheeler教授强调，血液透析患者使用高剂量静脉铁剂可显著减少ESAs使用剂量，降低输血率。相比低剂量静脉补铁，高剂量静脉补铁的死亡率、感染和非致命性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CKD患者口服降糖又添新利器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Andrew S. Allegretti教授指出，CKD晚期的患者，应用口服降糖药时，需根据其肾功能情况进行剂量调整，药物使用受限，且大多数降糖治疗未能降低CKD并发症的发生率。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作为新型降糖药物，可以通过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SGLT-2，导致机体热量消耗增加，减轻液体潴留并增加尿糖排出。研究显示，SGTL-2抑制剂可改善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及肾脏预后。在CKD3期患者中，SGLT-2抑制剂降低HbA1c效果欠佳，尚无数据证明SGLT-2抑制剂可用于CKD 3b期患者的治疗。

Allegretti教授表示，该项3期临床试验研究，旨在评估应用高选择性的SGLT-2抑制剂—Bexagliflozin在合并CKD 3a/3b期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尤其强调在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 45 ml·min-1·1.73 m-2患者中的作用。

“Bexagliflozin能够有效降低CKD3a/3b期糖尿病患者的HbA1c，起到降低体重、收缩压和尿白蛋白水平的效果，且治疗组和对照组中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Allegretti教授强调，尚需开展大样本临床相关研究，为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Bexagliflozin对肾脏和心血管保护作用提供更多循证学依据。

C.E.R.A.不增CKD患者心血管事件和死亡风险

锡耶纳地区医院Francesco  Locatelli教授介绍，甲氧基聚乙二醇促红细胞生成素-β（C.E.R.A.）PASS试验的是一项随机对照的国际性研究，旨在探讨C.E.R.A.与ESAs比较，对CKD透析或非透析患者心血管病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的非劣效研究。

Locatelli教授指出，主要终点事件（全因死亡和非致死性心梗或卒中的复合终点）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亚组分析显示，在透析患者和非透析患者中，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率也无显著差异。随着ESAs应用剂量的升高，事件发生风险逐渐升高，最高可增加1.52倍。

Locatelli教授强调，C.E.R.A.对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的影响与传统ESAs相当，在透析与非透析患者的亚组分析中，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各组患者血红蛋白和血清铁蛋白水平相当。无论应用何种治疗，血红蛋白水平<10 g/dl和高剂量ESAs应用与主要终点事件风险增加相关。

采取干预措施  延缓透析启动时间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Navdeep  Tangri教授介绍，近十年来，开始透析时 eGFR＞10 ml·min-1·1.73 m-2的患者成倍增长。

2010年《N Engl J Med》报道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的IDEAL研究，发现早期透析不能改善患者预后。

针对如何延缓透析时机，Tangri教授带领团队，进行了一项全国性整群随机试验，探讨避免过早进入透析治疗的干预措施。 

研究纳入来自加拿大55个中心的患者，被随机分为27个积极宣教透析时机的中心和28个不积极早期透析的中心。干预措施多种多样，包括审查反馈、学术详细汇报、视频在线沟通等，通过CORR注册系统记录。

结果显示，积极宣教后早期进入透析与正常组在有效性终点未见显著差异，未得到明显获益，紧急透析发生率同样未见明显差异。

Tangri教授强调，多层面知识宣教干预并不影响透析起始时间、紧急透析发生率。加拿大透析时机已发生变化，延缓透析时机的策略已逐步实施。本研究是一个全面的基于集群的干预措施，可适用于加拿大多学科CKD诊所80%以上的患者。

该研究为加拿大以及拥有相似数据和卫生系统条件国家的透析患者奠定了试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