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瑞静）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萧庆伦曾做过调查，目前内科医师收入一般是基本薪酬的3倍，外科医师尤其是知名医师可能是7～10倍。

“如果要将他们桌底下的收入取消，提高阳光收入，那么至少要统一将医师基本薪酬调高至现在的3～5倍。”萧庆伦说。

提高3～5倍薪酬，财政要花多少钱？

在医疗反腐之风愈演愈烈的当下，提高医师薪酬成为行业内最大呼声。医师应当获得适当报酬以维持生活品质，目前中国正推动薪酬制度改革，使医师收入阳光化。但这注定是一段艰难历程。而在薪酬改革之外，萧庆伦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医师伦理。

近日，第十六届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萧庆伦在会议中表示，中国医疗腐败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人丧失了医学伦理道德，他们的动机变成如何赚取最大收入和利润。“因此，修复医师伦理体系，成为未来医改关键。”

现实与理想的距离

张医师是一名儿内科医师，博士毕业且已工作7年，但仍是低年资主治医师。这一天他接诊的一名2岁患儿，最终被诊断为患有轮状病毒肠炎。轮状病毒肠炎属于自限性疾病，无特效药物可用，一般以对症治疗为主。但此时，有个厂家在推广头孢粉针剂，每支售价60元，医师若向患者开了处方，厂家就会按药品数量给予提成。

此时的张医师面临着多种选择：

一是不用抗生素，对症治疗；二是在不伤害患者健康的情况下，本着可以缓解症状、缩短病程或预防的用意开抗生素，顺便收取药企提供的回扣；三是依从同科室医师行为，如果大家都开，则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韩彤妍在会议中分享上述案例的同时提到，这是部分医师会遇到的一个选择。

此时的李医师，同样在面临着考验。

李医师是省级医院消化科医师，一个结肠癌患者由消化内科转过来准备进行手术治疗，患者家属到办公室询问病情和治疗方案后，趁其不注意，将一个信封塞到电脑桌抽屉里。信封里装着一张金额2000元的购物卡。后来，李医师找到家属要返还红包时，家属却坚决不肯收回。

是收？还是退？

在搜集医师答案时，某学校论坛上一项调查吸引了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彭迎春的兴趣。这项调查结果显示：男医师和女医师对红包的态度不一样，男医师更倾向于收红包，女医师更倾向于不收红包。理由是女医师更有羞耻感。

彭迎春对结果有不一样的解读：女医师更可能因为“胆小如鼠不敢收”，男医师则因为“生活压力大要养家”。正如电视剧《心术》中的一句台词：医师收红包心理压力大，而不收红包生活压力大。

大多数医师都要在人性和职业精神、现实和理想之间做抗争。韩彤妍说，公共投入不足、以药养医、耗材补医……这些都成为对医师职业精神的挑战。

收红包背后是对薪酬不满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主任丛亚丽提醒到，不收红包是唯一的标准答案。“这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亦是底线要求。”

尽管政策和医院规定上对送红包明确表达了拒绝态度，但患者送红包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丛亚丽认为，这就说明，民众对医疗服务的渴望，是红包得以存在的土壤：患者希望通过送红包收获心安；医师渴望通过医疗服务换取更好的生活品质。

这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但通过管理，医院可以让医师避免做选择。“医院管理者应该积极找出办法解决问题，而非将医师收入与职业道德放在对立面。”彭迎春说。

薪酬制度改革就是其中一种办法。丛亚丽认为，收红包的背后是贪婪，也代表着医师对薪酬体系的不满，“所以，我们应当寄希望于薪酬制度改革，以改变医师收入不平衡的现状。”医疗反腐最根本问题是医生薪酬问题，而薪酬改革，却是最艰难改革之一。

实际上，我国自2017年启动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试点，开启薪酬改革序幕。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公立医院薪酬改革之路迅速铺开。

到了2023年下半年，“完善薪酬制度改革，提高医务人员合理收入”的相关表述逐一出现在广西、福建、云南、浙江等多地发布的2023医改重点工作任务中。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各地陆续将这一政策目标纳入到当地医改重点任务，无疑是下决心强化落实相关激励政策的信号，也是解决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一个制度举措。

薪酬调整迫在眉睫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原主任蔡江南在接受《医师报》社采访时曾强调，反腐力度加大，客观上会带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收入减少的问题。“想要根本解决问题，仍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跟进，例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使得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能够依靠自身劳动得到合理收入补偿，自身价值得到体现。”

薪酬制度改革与医疗服务定价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与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定价方式一致，医疗服务项目也主要采用成本定价方法。造成的结果是，定价未充分考虑医务人员的技术成本，导致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与现行医疗服务价格要充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导向严重不符。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以技术劳务价值、风险程度、技术难度为中心的医疗服务项目定价机制，取消药品加成收入后，公立医院的经营收入受到冲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不合理的问题更加突显，医疗服务价格偏离项目成本与技术人员价值。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或许是未来医疗机构薪酬改革导向。以安徽省为例，其最新薪酬改革文件中提到，公立医院要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医疗服务收入，逐步提高人员支出比重，力争使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比例达到40%。

值得一提的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做好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规范化管理工作，使医疗服务价格更好地体现技术劳务价值，保障公立医院人员薪酬来源，促进维护公益性。

修复医学伦理

尽管2023年已经走到了尾声，但“史上最强”的医疗反腐风暴还在继续。目前全国已有超百位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总会计师等管理人员被查，近日卫生健康委领导选择主动投案的也不是个例。

——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们要维护人民的健康。

这是萧庆伦团队在调研时，与某医院领导的对话。但当进一步追问时，医院领导的答案又有了不同：现在要追求效益最大化。“财政无法给予更多支持，医院就需要做好自身运营，从而获取更多资源投入到医院发展和医学研究中。”

薪酬制度改革方兴未艾，医师伦理体系建设也迫在眉睫。“此次医疗反腐风暴旨在打击医药回扣和行贿行为。但如果未能建立良好的医师伦理体系，医师也会寻找其他途径获取利益。”萧庆伦提到，医师最基本追求应该是用合理资源维护人民健康，而不是追求收入最大化。

医院追求目标的变化，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谈起。当时市场化的风吹入医疗行业，医师薪酬开始和业务收入挂钩。市场化大幕的拉开，带给公立医院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过分逐利后，引发的过度医疗、医患矛盾，令整个医疗行业积弊丛生，“部分医师道德观念弱化，在有些地方甚至消失了。”萧庆伦说。

这是中国医疗腐败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萧庆伦从历史眼光来看，这更是一个时代环境造成的。

延伸阅读

第十六届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主办，《医学与哲学》杂志、《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中华医学教育杂志》协办。会议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心206会议室举行。会议以“案例分析”和“临床伦理”为主题，围绕临床大夫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讨，并开设“生殖伦理”“急诊伦理”两个分论坛和学生分会场。两百多位中外学者、临床医生、伦理学专家、医院管理者、高校教育管理者与医学生等现场参加了研讨会，共同探讨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难题。

在临床伦理案例讨论环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医政事务部贾英雷老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李洁、北京大学丛亚丽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梁立智副教授、北京大学尹秀云副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赵燕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韩彤妍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徐靖仪分别就误诊、病人提出治疗方案、送红包、下班来了新患者、治疗意见不同、公众健康受威胁、药品有提成、医疗责任分配共八个案例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分析了可能的选择和相应理由。

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赵铁夫、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马涵英、首都医科大学彭迎春副教授、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赵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任医师王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徐京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务处郑秋实老师、北京协和医学院睢素利教授，分别对以上八个案例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