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我妈妈还能活多久？”一个小女孩仰着头，怯生生地看着我。

已经晚上11点了，我处理完夜班的事情，正准备去值班室睡觉，还没到门口，这个小女孩先走了进来。

我认识这个女孩，她是12床王阿姨的女儿，今年只有9岁。王阿姨在我们科室间断住院已经快1年了，因为老家比较远，很少见到她女儿过来，平时只有爱人陪护。

“你爸爸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沉重的问题，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小孩子能承担的事情。

“我爸爸妈妈都睡觉了，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小女孩低下了头，很快，她像鼓了很大的勇气，再次仰起头看着我：“姐姐，我知道我快没有妈妈了，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可是我什么都知道！”

我的心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尖锐地疼。面对这个本应享受快乐童年的小小患者家属，我一下子失去了沟通的能力。我的大脑飞转着，想着该怎样回答她，可是，学医八年，厚厚的书本堆满了整整一面墙，却没有一本书能教我要怎样与一个孩子谈论病情。

难道要从指南谈起，告诉这个9岁的孩子，你妈妈现在属于肺癌晚期，颅脑、肝脏、骨头多发转移，基因没有突变，化疗没有效果，根据III期临床试验数据，生存期不会超过1年，现在她一般情况很差，可能根本活不了1个月吗？怎么可能！这些平时常挂在嘴边，并被我认为可以解决一切肿瘤临床问题的专业知识，在这一刻竟然变得如此苍白无力。

我该怎么办？找一个理由打发她走吗？还是编一个美丽的谎言把女孩和死亡隔离？这是保护还是更大的伤害？这样会不会让孩子对死亡产生更多的疑惑和恐惧？

小女孩的眼神愈加暗淡：“妈妈已经很久没给我买过礼物了，好想让妈妈送我一个礼物，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带着，就像妈妈陪在身边。”

“你看！”小女孩从裤兜里掏出来一个东西，摊在手心里。

那是一缕头发。

“我在床上捡的，这是妈妈的头发。”

我的鼻子瞬间就开始发酸，看着那几根细细的头发，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又看了看周围，偌大的办公室，没有什么能装得下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会折千纸鹤吗？”我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

小女孩摇了摇头。

我拿出一张处方纸，用红笔在上面画出一颗爱心，然后把小女孩手里的头发小心翼翼地放在爱心里，折出一只千纸鹤，重新放在女孩手心里。

“这就是妈妈的礼物呀！”我的内心五味陈杂，可又想不到更好的语言来安慰她。

“嗯。”小女孩低着头，没有做更多的回应，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那一夜，我久久没有入睡。在这个“谈癌色变”的年代，癌症这两个字承载了太多的悲痛。肿瘤病房里，每天都有人哭泣，有人无助，有人死亡。这些人中，不仅有患者，更有患者家属。

当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亲人被诊断癌症，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总认为是被宣判了死刑。回想起以前美满、和睦、幸福的家庭，家属常常会思想起伏，悲痛欲绝。随着时间的流逝，患者病情每况愈下，守护在其身旁的家属更是痛不欲生……

现代医学将治疗目标定位在患者身上，却往往忽视了患者家属的心理需求。患者和家属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家属悲伤、抑郁、焦虑、紧张的心理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心理状态。如何干预患者家属心理，尤其是小小患者家属，是临床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然而当时，我对这个课题一无所知。

这一缕头发，是妈妈“送给”女孩最好的“礼物”，也是小女孩送给我最宝贵的“礼物”。它存放在我的内心深处，时刻提醒着我，医学不仅要“救命”，更要“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