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这句话常从法律专业人士口中说出。近日，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惠娟律师，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一次难忘的经历，小编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希望能引发读者一些思考。

案例回放

“天使脸”引发医疗纠纷

一名23岁的男性患者，患结核性脑膜炎，在某综合性医院住院治疗，因病情危重向专科医院求助会诊。参加会诊的医生热心地将患者转至自己所在专科医院。并在转院时明确告知患者家属：“我们同意转入尽力救治，但由于患者病情危重，死亡的风险可能随时出现。”

患者转入该科室第四日病情进一步加重，濒临死亡。此时，科主任告知患者家属：“曾告诉过您患者病情很严重，随时危及生命，现在果然如此，马上安排后事吧。”不料想由于该科主任长着一副“天使脸”（常年对待患者时面带微笑）。看到科主任的“表情”，心情正处于悲痛中的家属顿生不满，随手将场景录了下来。

患者不幸逝世，死者亲属看到录像后，认为医生但凡有责任心、同情心，就不会笑着说出这番话，遂鼓动死者父母去医院闹事。死者若干家人来到医院，以“医院不负责任治死患者”为由大闹，所谓“证据”就是“患者离世，医生还能笑出来，当然就是不负责任”，从恶语相向到“闹”尽各种手段，后经多方努力才走到民事法庭。在法庭的调解下，院方支付家属47万元，院方认为不论多么冤枉此事总算了结了。

孰不知，临近春节时，又有好事者教唆死者家属到公安局报案，以涉嫌“医疗事故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已经超出涉事医生和医院的想像，公安机关已经与院方联系，并通报了具体采取刑事措施的时间等，希望院方予以配合和协助。 

而实际上，患者尸检报告显示：“该死者死于结核性脑膜炎，以及脑膜炎所带来的一系列病理改变。”报告已明确表明，是疾病给患者带来的死亡，而非院方或医生的过错造成。

分析

严重不负责任标准尚有争议

 ▲ 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 王志坚 宋成

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有人说医疗事故罪案是少数，其实不然。近期福建省李健雪医生、内蒙古潘耀平医生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提起公诉，是否公允暂不评论。经我们研究，截止到今年3月31日，我国共有15起医疗事故罪案例。

何为严重不负责任？我们对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进行简要归纳，15起案例中14起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初步判断对严重不负责任之判断标准存在不同认识（见下图）。

对以上14起医疗事故罪案例分析得知，公通字[2008]36号司法解释出台后，对严重不符责任的认定标准趋向于统一。但该司法解释第（六）、（七）项规定仍然存在解释问题，实践中的争议往往源于此。

我们认为对该两项之解释应当采用体系解释法，即应当与前五种情形具有相当性。这样有利于统一刑罚的尺度，否则刑法可能失去其谦抑性。若认定构成犯罪，应当具体指明被告人严重违反哪一规定，符合哪一情形。另外，实践中还存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否包括精神损害，以及死因不明而又没有尸检时的因果关系判断等问题。

总之，医疗事故罪于医生，好比伪证罪于律师，都是高悬头顶的利剑。警醒医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应当慎之又慎，警钟长鸣。

警惕医疗事故罪的泛滥趋势

在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李惠娟律师看来，本案中的医院和医生不构成严重不负责任，“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医院竟迫于舆论和医闹压力向患方妥协，赔偿47万。此数额相当于承认这场纠纷由院方承担全部责任。”

李惠娟认为，医院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助长了医闹行为愈演愈烈；也正是这种态度，才使案件中患者家属“有机可乘”，想要第二次赔偿。这充分体现出地方医疗机构法律意识薄弱、匮乏，以及面对医闹行为时的“软弱”、“妥协”态度，导致其不知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应有权利。

李惠娟指出，此案从侧面暴露出地方司法系统不规范。法院进行民事调解时，为何忽略那份已经证明院方没有医疗过失的尸检报告？在他们的“调解”下，院方竟然还需赔偿47万元，令人匪夷所思。

从1997年新刑法修订到2007年，十年间，司法程序中，涉及医疗事故罪的廖廖无几。李惠娟律师告诉记者，不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是非常理性、客观地对待医疗行业职务犯罪。近两年，医疗事故罪却有“泛滥”趋势。重要原因是由于患方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即依民法解决纠纷周期太长、成本太高、效率太低，不如依刑事附带民事，最终“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求多得民事赔偿。

李惠娟律师认为，本案中，有如此清晰的尸检报告下，医生都面临被抓走的危险，可见医生的风险之大和事发后的无助。由此，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法律法规培训，强化知法、懂法、守法意识，医务人员要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权利，对远离、避免纠纷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