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标是最大程度的减少哮喘的发作，力争做到哮喘患者的‘零’死亡。”

9月23日，由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主办，《医师报》社学术支持的“E者先行·解码未来”重度哮喘全国学术交流会在线上线下同步召开，大会主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沈华浩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在过去重度哮喘治疗手段有限，一般治疗以雾化、激素、茶碱等药物为主，多数重度哮喘患者仍难以实现哮喘控制，未控制患者比例高达74.5%，可见疾病负担严重，让临床面临极大的挑战，亟需新的治疗方案打破当前困境。随着生物制剂走向临床，重度哮喘患者的治疗出现了更多新的选择。他表示，早期识别、精准诊断、规范化治疗是哮喘治疗的重点，对于重度哮喘患者而言，尤为重要，期待未来能与各位呼吸学科专家携手，共同推动哮喘领域诊疗开启全新的篇章。

《医师报》社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担任此次会议主持并致辞，医师报直播中心、医师报视频号、微博健康等平台同步直播，共吸引了各个平台逾20万人次的观看。张艳萍执行社长在致辞中指出，作为呼吸系统四大慢病之一，仅在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在4.2%，如果加上20岁以下的患者，全国约有6000万典型哮喘患者，这其中还有3.4%-8.3%的重度哮喘患者，他们控制水平较差，反复发作，极大的增加了社会医疗的负担及患者的心理压力，《医师报》愿与各位呼吸界同道开启多角度、全方位的医媒合作，共同推动重度哮喘诊治水平的不断前行。

张旻教授：联合生物治疗或成未来新趋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张旻教授介绍，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哮喘患者超过3亿，重度哮喘患者可达2600万，中国重度哮喘患者接近400万人，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重度哮喘患者群体可能进一步增加。

“我国超80%的重度哮喘患者过去一年哮喘未控制而出现急性发作，此外，重度哮喘患者的肺功能下降风险也较高，50%的重度哮喘患者可进展至不可逆的肺功能损伤。”张旻教授指出，我国人口基数大，哮喘控制情况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且患者疾病特征具有鲜明中国特性，因此深入洞察我国重度哮喘患者疾病特征，有助中国重度哮喘管理优化。

在全球范围内，嗜酸性粒细胞（EOS）表型均在重度哮喘中占主导地位，但相较西方国家，现有治疗体系下我国重度哮喘患者嗜酸性粒细胞表型以及合并鼻息肉比例依然较高，研究显示，中国重度嗜酸性粒细胞哮喘(SEA)患者比例高达76.8%，高于西方人群。张旻教授介绍，重度哮喘患者体内EOS水平易出现波动，多次重复监测对治疗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通过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 (SEC) 、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等标志物识别嗜酸性粒细胞表型。部分研究结果证实，哮喘患者体内EOS升高与较差的疾病预后有关。

张旻教授指出，GINA指南在2014年首次提出个体化治疗的理念，并将“最小化未来风险”加入哮喘的治疗目标之中，目前国际和中国指南均指出，哮喘的治疗目标应同时兼顾症状控制与“最小化未来风险”，传统的治疗方案下，大部分重度哮喘控制依然难以达到临床缓解，且长时间吸入过高剂量激素或者全身激素使用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反应，因此联合生物制剂治疗重度哮喘或成为未来趋势。

Andrew Menzies-Gow教授

EOS是重度哮喘的有效靶点

“哮喘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点的异质性疾病，而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是基于气道炎症分型中最常见的一种亚型。”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Andrew Menzies-Gow教授表示，EOS可作为效应细胞，引起炎症和组织损伤，在重度哮喘等多种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

重度哮喘患者常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84%的重度哮喘患者可能存在EOS表型。重度嗜酸性粒细胞哮喘患者常具有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多，急性发作频繁，哮喘控制不佳，类固醇激素依赖，肺功能下降，生活质量受损，成人哮喘以及反复入院等特征。相关研究显示，气道ESO增多引起慢性炎症，可导致气道上皮损伤，气道阻塞，气道高反应性，粘液堵塞和气道重塑，从而引起频繁的急性发作、气道阻塞、哮喘症状明显和气道高反应。

Andrew Menzies-Gow教授介绍，全球范围内，重度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均是重度哮喘最常见的表型，嗜酸性粒细胞哮喘患者面临着更高的疾病风险和更重的疾病负担。嗜酸性粒细胞减少或可有助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疾病的治疗，如重度哮喘。并且经过研究证实，EOS缺乏与任何特殊综合征可能无关，相反，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减少可能有助于某些EOS相关疾病治疗。

赖克方教授：生物制剂助喘实现临床缓解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克方教授表示，近年来，生物制剂聚焦哮喘的关键炎症通路，靶向不同靶点，致力更精准的治疗策略。近期更新的国际、国内指南中均指出，重度哮喘患者可根据不同表型附加使用生物制剂。

“在2023年欧洲呼吸医学年会(ERS)上提出，重度哮喘靶向治疗领域的三大板块突破级研究进展。”赖克教授表示，有关哮喘的临床缓解目标、生物制剂可减少ICS/LABA使用、生物制剂在中国人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相关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点。赖克方教授指出，随着生物制剂的应用，重度哮喘患者治疗的临床目标逐渐从临床控制变为临床缓解。由于哮喘不能被彻底治愈，但可进一步追求更实际和可实现的目标，因此“临床缓解”逐渐成为了哮喘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德国哮喘网络研究表明，使用生物制剂治疗的重度哮喘患者更易达到临床缓解，ISAR研究同样提示了，真实世界中，生物制剂治疗可实现重度哮喘患者的临床缓解。临床缓解包括持续至少12个月没有明显的哮喘症状和急性发作，没有大量激素的应用，肺功能稳定可达到或接近正常水平

今年ERS公布的研究显示，重度哮喘患者接受抗IL-5R附加治疗可达到更高的临床缓解目标，SHAMAL研究和ANDHI in Practice研究证实，本瑞利珠单抗能有效减少SEA患者除OCS以外的其他背景用药。MIRACLE研究评估了本瑞利珠单抗治疗亚洲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其研究结果显示，本瑞利珠单抗能显著降低亚洲未受控制的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SEA）患者的年急性发作率，并改善其肺功能和哮喘症状评分。此外多项在亚洲进行的试验数据表明，重度哮喘患者接受生物制剂治疗的安全性良好。

董亮教授

个体化、精准化，提高重度哮喘患者依从性

“我国哮喘患者控制率欠佳，重度哮喘患者的依从性与国外尚有一定差距。”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董亮教授介绍，研究表明，欧洲国家重度哮喘患者“依从性良好”的比例可达63%，而我国重度哮喘患者出院3个月后坚持服药的患者不足40%。他认为这与医生与患者沟通不畅、患者对哮喘认识不足、缺少长期服药的准备以及对药物不良反应存在恐惧心理等方面相关。

此外，尽管我国哮喘相关指南强调，哮喘的治疗要注重个体化，治疗药物要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进行一定调整，但是董亮教授指出，我国哮喘治疗方案仍存在较为单一，传统药物使用率高，新型药物使用率低等特点，与指南提倡的个体化用药存在一定差距，这一定程度也影响了重度哮喘的治疗水平。

“大剂量、全身性应用激素是重度哮喘的传统治疗方式。”董亮教授表示，部分重度哮喘患者对激素治疗并不敏感，即便大剂量应用激素，仍无法有效控制哮喘发作情况，并且大剂量应用激素还会给患者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近年来多部指南均强调要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并对激素的使用剂量和时间加强限制。国际指南越来越强调生物制剂在重度哮喘治疗的作用，其与现有方案联合治疗可显著降低患者的急性发作风险，超75%患者可维持5年零急性发作，并且有效降低患者激素的使用，契合哮喘更高的临床缓解目标。生物制剂精准化、个体化的治疗降低患者治疗副作用的同时，提高了治疗效果，一定程度可增强患者的依从性。

讨论环节由董亮教授主持，张旻教授、Andrew Menzies-Gow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郭禹标教授、中日友好医院苏楠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周琼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包婺平教授参与讨论。讨论嘉宾就如何识别嗜酸性粒细胞哮喘以及生物制剂与传统治疗方式的区别进行了讨论。嘉宾一致认为，早期识别重度哮喘的高危表型，尽早开展个体化、规范化的治疗，有助于重度哮喘患者早日实现临床缓解的目标。生物制剂是重度嗜酸性粒细胞哮喘的有效治疗方式，可显著降低重度哮喘患者急性发作的频率并改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