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良姨走了，走时脸上流着两行热泪。走之前没能看到626公里外的儿子。

良姨找我看病时，咳痰中带血已有半年之久，半年来瘦了不少，各种体征和症状告诉我，这是肺癌的表现。放射科的检查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猜测。

虽然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片子结果，但良姨却滔滔不绝地讲着儿子，“在合肥读重点本科，毕业后就能留在大学里教书。合肥离株洲刚好626公里，坐火车要十三个小时呢。” 

良姨让我想起了母亲。自从离开家之后，她总是频繁地向别人提起我，说她的儿子多有出息。可是说到最后，又总是会怅然所失地说，等儿子不忙了，一定去他所在的城市看看。

为了尽快给良姨明确诊断，我随即将其收住院。活检和CT结果出来了，良姨患上小细胞肺癌且恶性程度非常高，不但没有手术机会，而且要接受较长时间的放疗和化疗。

“把儿子喊回来吧”，我建议。良姨坚决反对。

用良姨的话说，儿子远在合肥，而且工作非常忙，现在又是晋升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他，不但让其担心，而且会耽误他很多事。

做母亲的，永远想的是儿子。

“小丁，你如实告诉我，我究竟还能活多久？”良姨郑重地问我。

“现在肺癌五年以上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

“不用安慰我，如实告诉我就行。”良姨走后不久，她老伴悄悄地来找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我们老两口商量好了，先不跟孩子说。孩子一个人在合肥闯，不容易！我老伴就想让你说个实话，如果没多长时间了，她也不治了，一定要去合肥，去好好陪陪孩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病成这样了，一心想念的还是身在远方的孩子。

下班后，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2004年，我离开安徽老家到湖南读书。我的老母亲站在那破旧的瓦房前，每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我回去。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瓦房前的老母亲依然，只是我上班后常常一年都忙得不能回去一次。很多时候，接到母亲的电话，我一句“知道了”就匆匆挂断电话。虽然我每月坚持给母亲汇去2000元的生活费，但却不知道，老母亲需要的，只是养育了整整二十七年的儿子。

良姨最终选择了对儿子隐瞒病情。化疗当天，良姨呕吐得胆汁都出来了，但她嘴里仍说着，儿子讲课比赛拿了一等奖，砸锅卖铁也得给儿子付个首付。

两个月后，放化疗并没能有效地控制住病情，良姨已经病入膏肓，瘦成了皮包骨头。她一直说要去看儿子，可是却连一千块钱的机票费都舍不得出。她对老伴说：“儿子要买房，咱们能省就省。”最后，良姨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她再也无法去合肥看儿子。在老伴的央求下，她最终同意告诉儿子。

第二天，良姨在剧烈的疼痛中走完了生命的全程。在她流下最后两行眼泪的时候，儿子正在赶往长沙的路上。

良姨离世后两个小时，我最终见到了她从合肥匆匆赶来的儿子，这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扑通一声跪在良姨病床前，撕心裂肺地喊着：“妈！妈！” 

晚上下班回家，已二十天没有给家里打电话的我，终于拨通家里的电话。“儿子，工作累吗，儿子，吃晚饭了吗，儿子，变天了，记得多穿衣服……”还没等我说话，母亲一连串的惦记就传了过来。

从前我觉得母亲总说这些话实在太啰嗦，可是现在，我听得心酸，听得泪流满面。

远在老家的母亲时时惦记着我。与良姨与儿子的距离一样，虽然我与母亲仅仅相隔626公里，我却不知道母亲还要等多久才能见我一面，我前所未有的惭愧。

最终，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隔着电话，对母亲说了句：“妈，我爱你。”

我的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培养了一名医生的寡妇，短暂的沉默后，电话另一端传来她嘶哑的哭泣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良久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