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已经发展多年的传统医学专科不同，重症医学在我国可谓“后起之秀”。直至1979年，老一辈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陈德昌教授远赴欧洲进修重症医学，两年学成归国后才正式开创了我国重症医学学科。最初，国内只有北京协和医院设立了重症监护病房（ICU），但当时仅仅有3张床位。如今，我国重症医学已形成多家医院重症专科鼎立、专科医师队伍不断壮大、技术设备紧跟国际先进水平的局面。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表示，30多年间，我国重症医学风雨兼程，成功蜕变。

重症医学专科发展历经坎坷

医师报：学科建立初期遭遇了哪些困境？

席修明：受重视程度不够，曾遭遇无病源的尴尬。

“重症医学自学科建立以来不断发展，但并非一帆风顺，直至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战役’后，重症医学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认可。”席修明直言。

1981年，陈德昌教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重症监护病房，在他的带领下，一些医院也着手兴建重症医学科。作为陈德昌教授的学生，席修明较早踏入重症医学门槛，见证了重症医学坎坷的发展历程。1995年，陈德昌教授等向中华医学会提出成立重症医学分会申请，遭到婉拒，至今这一幕仍让席修明记忆犹新。 “我们必须自己先行动起来，才能推动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席修明和陈老一起，在时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会长伍贻经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分会。

“学科建立之初，无病源成为学科面临的严峻问题，”席修明回忆，当时行业内和社会缺乏对危重病专科救治的客观认识，不能理性接受，危重病患者都由各科室直接收治，不再进行分流。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流行期间，多例感染患者出现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循环障碍、继发细菌性感染、肾功能衰竭等严重问题。“此时，重症医学专科医生的作用终于凸显，他们能娴熟、合理地使用呼吸机，能及时、正确地处理复杂病情，沉着应对复杂棘手的临床突发状况。”也正是在抗击“非典”之后，社会和医疗同行真正认可了建设重症医学专科的必要性。

如今，我国重症学科日益成熟。大型医院都实现了对不同类型危重病患者的集中救治，医务人员已掌握了国际先进的技能和相关配置设施，科研能力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如何建立准入体系和调整资源配置是挑战

医师报：重症医学发展至今面临着哪些问题？

席修明：准入考核体系未建立、资源配置不足、医疗需求须合理化。

“可以说，重症医学是横跨多个学科的‘超级学科’。”席修明这样形容重症医学。他介绍，传统大学科具有专业水平高的显著优势，为了进一步发展，国内很多医院建立了专科ICU如麻醉科、急诊科、呼吸科、外科等，并设立了重症学组。

目前，我国已呈现出专科ICU与综合ICU并存的局势，达到了优势互补、各取所长的实践效果。“我们不仅要看到重症医学取得的成就，也要对今后该学科发展可能遇到的问题保持警惕。”席修明讲述了重症医学面临的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重症医学尚无行业准入考核体系。缺少行业准入标准、考核体系，必将影响专科医生的技术水平。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国际亚太危重病医学协会副会长杜斌也认为，专科医生考核与准入是我国医改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的培训与准入考核是我国重症医学建设的重要环节。

第二，医疗资源配置不足。目前，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棘手问题。调查显示，65岁老年人所占危重患者的比例已由原来的50%升至70%~80%，直接导致我国危重医学从业人员和医疗资源配置短缺。在英国，重症监护病房为每例患者平均配置护士5~7人，我国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的标准为3~3.5人。但现实是，即使大型三甲医院的护士配置也不足3人“相应医疗设备投入和专科人员不足，会直接影响危重病患者的救治质量及效率。”

第三，医疗供需须合理配比。无疑，重症医学建设和发展需强大的经济基础。目前，就诊、住院患者日益增多，危重患者负担相应增加。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现状下，如何使现有医学资源价值最大化是重症科面临的挑战。多年临床实践发现，如以疾病转归和生存质量为评价指标，创伤、腹部外科手术患者在ICU获益最大。基于此，ICU对患者设立了较为严格的收治标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一员

医师报：重症医学在医疗体系中担任什么角色？

席修明：救治危重症患者，也担负巨大社会责任。

“对于ICU，人们头脑中或许还是患者躺在床上且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医生和护士为与死神抗争而紧张、忙碌抢救的情景。但重症医学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一面。”非典时期的一次抢救至今令席修明记忆犹新。接到指挥部命令的席修明跟随救护车去转运1例非典患者，患者是位年轻母亲，病情的折磨已经使她奄奄一息，床头墙上贴满了她孩子灿烂微笑的照片……“立即实施吸痰、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等紧急救助措施，病情稳定后才将她转到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当时已凌晨两点。“最后，患者得救了！”

谈到非典，没有任何人能比奋战在一线的“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医务人员更有发言权。北京几乎所有医院ICU医生都参与到这场生死战役。席修明带领着ICU救治小组奋斗在一线，整整7个月没有回家。问及是否担心自身安危，席修明淡淡一笑：“面对那么多需要救治的患者，哪里还有时间担心自身的安危。”

之后，甲型H1N1流感疫情、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ICU医生。汶川地震时，席修明带领的医疗队是所有医疗队中坚持在一线最久的队伍，挽救了大量危重患者的生命。

技术与人文并进让学科更有价值

医师报：重症医务人员应具备哪些特质？

席修明：减少患者临终痛苦，给予患者人文关怀。

对于一些死亡已成为不可违抗宿命的患者，如肿瘤晚期患者，席修明认为，医生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减少其临终痛苦，给予其最需要的心理安慰。“浑身插满管子，无论有无意识，全力抢救都是在延长生命的痛苦。这些是不是患者真正想要的，我们无从而知。”

目前，医学技术的进步无形中剥夺了人们选择死亡的权利。其实有时候死亡是一种解脱，特别是对于危重症患者。席修明一直积极参与国内首家提倡“尊严死”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活动，希望为那些走到生命尽头，不愿意忍受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心脏电击及心内注射等折磨的患者，提供临终尊严选择。

席修明对于重症医学与人文关怀的意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只有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齐头并进，重症医学才能体现出更多价值，才能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