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ICU里，每天所做的选择都在影响着病人的命运。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下，一位英国的医生用他细腻的笔触描述了自己内心的波澜。

星期一8pm-9am

“嘿，你确定还能工作吗？”急诊室顾问医生说这话时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将死患者的家属一样。

如果不是被紧急召回值班，这么冷的天我早就经钻进了被窝，也不会眼部感染。现在再临时通知别人来顶替也不太可能了。

我负责的是重症监护室，这里躺着医院里病情最严重的12位患者。从晚8点到早9点，他们由我负责。

第一晚是最困难的。因为要了解这些患者和他们复杂的病情，还有一些患者已经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了。我要翻阅他们的病例记录，电子笔记，血液检查、X光扫描的数据，还要熟悉患者目前的生理状态。做这些的时候不断有护士打断我：患者转诊、急救室求助等。只有一直不停地喝咖啡、扑热息痛（Lemsip）和耐心才能挺过整个夜晚。

今晚竟然有四个空床位，以前可从没有过。

星期二 8pm-9am

昨晚空出的四个床位中有三个白天的时候已经有人住进来了。

这时，一位家庭医生推荐来了患一位慢性肝衰竭的女性，她的病情在不断恶化，需要密切关注。而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张床位了，是否把这个床位给她让我很为难。生和死的决定往往是简单直接的，但是这些“擦边球”却很难决断。ICU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必须尽量为更多患者带来最大利益。我打电话给顾问医生咨询，她和我一起来见了患者，我们决定把最后一张床给她。

星期三 8pm-9am

我的眼睛还没好。一些患者察觉到了一样，都小心翼翼地看我，好像我是幽灵一样。

旁边房间里的那位男士情况不太好，他的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他没有亲人，最亲的人是他的邻居。凌晨三点的时候，这位邻居站在他的病床前，表情很是沉重，因为我的顾问医生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没过几分钟他就去世了。

我走到另外一位患者那里查看情况，回来的时候，那位邻居已经离开了。护士让我确认患者死亡。连悲伤都是无声的。如果我不能在情感上让自己离他们远一点，那就真的没办法继续做这份工作了。在确认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忆了他曾在世的情景，希望他能得到安息。

星期四 8pm-9am

我们已经没有床位了，但还要收两位患者。因此，所有这些重症患者中状态“最好”的两位就被转移到了手术恢复室（theatrere covery），好腾出地方给情况较为严重的两位患者。他们在恢复室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肯定比不上在ICU。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种事经常发生。有时候，如果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患者会被转诊到其他医院。

另外有三位患者出现了精神错乱，变得很激动，伸手要去摘掉身上的管子。仔细检查过后，我给其中两个人开了镇静剂以免他们伤害到自己。新转来的一位患者的家属已经到了，看起来非常担心。患者说自己需要休息。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如果他还能说话就说明他正在好转。

星期五

早晨完成了交接，开车回家。接上女儿，带她去游泳课。这是缓解夜班疲劳最好的方法。

最艰难的决定：是否接收肝衰竭患者。

最满意的结果：看到患者病情不断好转回到普通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