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国的国粹，西风东渐以来，论争不断，这些年也不例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论争双方的主流都不是当下中、西医学第一线的医生。支持中医的阵营中很多人并不是中医大夫，而是行外的中医爱好者，当然也有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出面力挺，但那些正值当打之年的大型医院中年中医大夫鲜有下场。反对中医的阵营中成员组成也大抵如此，主流多是非医学专业人士，夹杂少数西医大夫，而西医大夫中的中坚力量很少介入。

实质性主角的双双缺如使所谓的论争无关大局，丝毫不影响两种医学体系现实中的运行和交融。作为一直在普通医学院校学习、综合医院行医的专科大夫，在日常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和中医药产生交集，我从“局外人”的角度对中医药自然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刚到医学院念书的头两年，假期回到村里，总有乡邻找上门来看病，我每次都如实相告：我还没有开始学习看病的课程。乡邻们带着不解失望而去，尖刻一点的还会调侃一句：你上的是不是医学院？1999年暑假，我照例回到村里，不过这时候已经学完了诊断学、外科学总论和中医学，虽然仍然属于基础课程，但毕竟越来越靠近临床。我回家之前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再有乡邻找我看病，我就用中医的方法应对。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已经比葫芦画瓢给两位同班同学“辨证”开方，而且效果还不错，其中一位如今是京城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相聚之时总不忘提及当年那一纸处方。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给一位同学开的是柴胡疏肝散，另一位开的是小柴胡汤。

不过，实战过程中临床医学专业选用的《中医学》教材太过简单，提供的方、证非常有限，在套用了四神丸、桂枝汤等几首方剂之后，我发现“无方可用”。不得已买了几套针灸针和一本针灸学专著，至今还记得那本书的作者是已故的针灸学家杨甲三先生，这本书帮了我的大忙。那一年国家刚刚着手推行医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做医生好像门槛很低，乡村更甚。所以当年我的行为并不违法，和一众形形色色的乡村医生相比亦不算突兀。

和其他乡村医生相比，我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我已经学完了外科学总论，拥有比较规范的无菌意识，每一个病人在施针前我都把针具消毒。再者我不用养家糊口，不收取病人费用。乡邻们搞不清医学的专业设置和区别，以为每一个医生都是中西结合融会贯通的高手，只要管用，无论西医、中医都行。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回到家乡，总有乡邻找我开中药、要求针灸治疗，我不得不解释自己念的是西医院校、做的是西医大夫，当年学的中药方剂都忘了，针灸针具也都找不到了。乡邻们大惑不解，听我这般解释也只好作罢。

邻村一位老太太膝关节肿痛，走路困难，一瘸一拐来找我，我现学现卖给她做了针刺治疗。几天之后，膝关节慢慢消肿了，疼痛缓解，步履不再蹒跚，她们全家都很高兴，到处宣扬我的医术。乡邻们表示感谢的方式古老而质朴，老太太提了小半篮花生给我，拒绝不了，就收下来。心中难免感慨一番：医生这个职业混碗饭吃看来问题不大。

2019年，我已经成为一名高年资的呼吸专科医生，某一天带领诊疗组医生进行晚查房，遇到一位肺癌患者烦躁不安、呃逆不止，管床医生说这位老年患者化疗后出现频繁呃逆，用了好多措施都不管用，家属说病人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好好休息，快支持不住了。医患双方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希望我能想办法解决，我忽然记起腕横纹上2寸两筋之间有个穴位叫做内关，觉得可以尝试一下针刺内关穴来缓解呃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申领不到针灸针，于是请管床医生拿来两支1毫升注射器，拔下针头来充当针具。那两支纤细的针头平滑地刺入内关穴，提插捻转数秒之间，患者停止呃逆、酣然入睡，叫都叫不醒。在患者家属和其他医生的惊讶错愕之际，我从容而去。那天晚上的月光一如20年前，清爽明亮。

我所学所用的知识体系主要来自于现代医学，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也曾多次受益于传统医学。我从研究生开始，一直专注于哮喘的发病机制。在临床实践中注意到：虽然哮喘机制不明，但其一线治疗方案无非糖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衍生物以不同方式的组合。糖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分别来自于肾上腺皮质和髓质，因此猜想哮喘的发病可能和肾上腺功能障碍有关。传统医学“从肾论治”哮喘的理论和上述猜想存在一致性，虽然传统医学不能从分子机制层面提供实证论据，但却从另一种角度支持了上述猜想的合理性。据此进行梳理和还原推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针对哮喘的神经内分泌发病机制进行了一点探索。如果有机会，我会继续深入学习传统医学理论并努力应用于实践当中。当然，学习传统医学也不是无条件接受全部的理念和方法；反过来，对待现代医学的态度亦应如此。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人类对生命的认知是有限的，医学不是无所不能，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有其边界和局限性，抛开边界去论争是没有意义的。承认各自的局限性，学习其他医学体系的长处，以患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