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很多人都知道，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式的大夫”傅莱医生（Richard Frey），在抗日战争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救治了大量抗日将士；在担任军队医学教员时，他为军队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医务工作人员及中高级干部；在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成功地研制了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在解放初期，他长期工作在困难的西南地区，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的防病治病调查研究奔走呼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时，他是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倡导人和建设者，为中国医学信息工程和医学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014年是傅莱医生逝世10周年纪念，2015年又将迎来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在这特别的时刻，傅莱医生的二儿子小傅莱先生给我们发来了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中华医学会会员陶思维先生所著《深切怀念研制中国初制青霉素的先驱》一文，并授权本报独家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傅莱医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成功研制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的那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重回那个艰苦卓绝的光荣岁月，感受革命先辈为追寻信仰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自行研制青霉菌发酵工艺

1944年夏，傅莱医生以救济中国总会(UCR)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委员会(CAC)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莱收到CAC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参阅相关文献，制定出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计划，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立项后，就带领王学礼（建国后任中央核工业部812工厂医院院长）、宋同珍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大内，自己动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土法生产初制青霉素的小作坊）开始研制。

青霉菌发酵工艺是制作青霉素的操作规程，缺了它就无章可循。20世纪40年代初，刚问世的青霉素是当时医治许多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价贵如金，让美国生产厂商赚取了高额的利润。厂方对制造工艺严加保密，不但生产场所谢绝参观，就连一张设备的照片也看不到。当时CAC寄给傅莱医生的英国学者早期研究青霉菌的学术资料，完全没有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没有工艺文件，傅莱就带领助手进行科学实验，开动脑筋想办法，既当工程师又当生产工人。从菌种斜面到种子扩培、青霉素发酵合成，从摇瓶研究到小发酵罐试验，到较大发酵罐试验逐级放大都亲自动手。

建造“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

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就本着经济节约、科学适用的原则，精心设计，并和助手一道建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土法研制青霉素的实验作坊）。整个土作坊宛如一个特大的分格式恒温培养箱，室内格出一个无菌通道（连通一个隔离缓冲间）和分别有门与之相通的几个小间。每间密闭，装上玻璃窗。地面下是外面烧火控温的地炕。

工作前，先对室内做彻底杀菌消毒并调到所需温度，然后分别放入盛有培养基并经灭菌的斜面母瓶、摇瓶、种子罐、繁殖罐及发酵罐等实验及生产器具。工作人员从户外入室，先进到隔离缓冲间，换上无菌隔离衣裤帽鞋，洗手戴口罩后，再进入无菌通道，从无菌通道推门进入恒温工作间。严格按无菌操作规程，进行孢子制备、种子制备、摇瓶研究、发酵罐逐级放大试验，以及青霉素生物合成，各项流程都达到良好效果。

共产党员没有攻不下的碉堡，遇到困难就像解剖麻雀一样，把它一口一口吃掉。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1升、2升、5升、10升及20升的小口玻璃瓶代替。为保证培养液供氧，就采取在较大发酵瓶中放入小体积的培养液（1升瓶中只放入0.1~0.2升，2升瓶中只放入0.2~0.4升）。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们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空气过滤器，就用打气筒把空气先通过一个装有无菌棉花和滤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发酵罐底部，来保证培养液中有足够的溶解氧……

成功研制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

经历了50多次失败，傅莱也从不气馁。每当实验不顺利时，他总是信心百倍地和大家一起商讨，认真总结教训，找出失败原因，定出改进方案，又再次进行实验，直到成功。

就这样，在1940年英国提炼出青霉素结晶的五年后，1942年美国工业化生产青霉素的三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在设备条件极差，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的穷山沟，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拯救了无数战士和伤病员的生命，为支援抗日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97年春天，傅莱医生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随政协考察团来延安视察。来到故居，看到自己当年住过的窑洞，以及旁边山坡上犹存的那台“特大型恒温培养箱”。岁月的镜头把他重新拉回到52年前那段艰苦抗战的年代。想到自己曾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出过力，为党为边区军民作过贡献，这位年过古稀的老八路，心境感到格外宽舒，格外欣慰。

（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