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人看病，很多人认为，皇帝及各级官员均能享受公费医疗，电影电视里常见的台词—— “快传太医”便是证据。至于广大穷苦百姓如何看病，皇帝才不会操心。近来翻开历史，才觉得此话有待商榷，个别皇帝对“穷人看病”异常重视。

《魏书》卷六记载，北魏显文帝曾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免费给之。”

北魏以前，州郡县大多在衙门门口设置诊室，对官员、学校师生、服役期间的农民甚至囚犯等提供公费医疗，但对老百姓却提供收费服务。

此事虽好，但却为以后的造反埋下伏笔。东汉后期，张角三兄弟以借给百姓免费治病这个平台，传道聚集百姓。最后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揭竿而起。

北魏显文帝的这条诏令，吸取了历史教训，无意中也开启了古代政府“免费治疗穷苦百姓”的先河。

为了发扬先辈们的优良传统，魏宣武帝命太医署（相当于卫生部），“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

如果说显文帝是要求政府医院兼职为穷人免费看病，那么宣武帝设立的则是专门为穷人看病的医院，无疑更进了一步。无独有偶，《南史·齐文惠太子传》记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立六疾馆，以养穷人。”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设立了“六疾馆”， 也专门收治无钱治病的穷人。

隋唐朝以前，个别皇帝尽管想到为穷人治病，但毕竟力量有限，不太可能惠及广大百姓，但唐朝以后，局面大为改观。

唐代前期，为穷人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主要由两类机构承担：一是由寺庙创办的“悲田坊”；二是由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唐朝后期，“悲田坊”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九记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

宋朝继续发扬“政府免费为穷人看病”的传统，创建了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公立免费医院（“安济坊”），而且要求各州县都要有1所，不断扩大覆盖面；此外还出台相关政策，从提供医疗人才、药物供应等方面，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医院（“养济院”），以方便贫民就医。

由此，宋朝确立的“以国有医院为主渠道，慈善医院为辅”的穷人医疗体系，对元明清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嘉靖时，来广州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道：“布政司（省长）下令把穷困病人收纳到皇家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市都设有大医院，其中有很多房间……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册。每年医院都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便会因此受到严惩”。传教士的生动描绘，尽管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政府重视穷人看病的情况，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府免费为穷人治疗，那么，谁称得上穷人，就必须有条件限制。为了减轻夹心层（不算富裕但又不符合免费救治条件的平民）医疗负担，自唐朝起，历朝政府想了不少办法。

首先，大力普及医学常识，百姓有病可照方子买药，免去求医费用。唐德宗曾亲自编制《集要广利方》，共含586个处方，要求各郡县张榜公布，百姓直接按榜中处方买药。

其次，破除垄断，设置平价连锁药房，惠及广大百姓。北宋王安石改革时，鉴于市场上假药泛滥，坑害顾客，对药物购销实行国家垄断，统一管理市场药价；同时在京城首创“太医局熟药所”，不仅确保质量，而且售价只有市价的1/3左右。难能可贵的是，王安石在京城取得经验后，马上推广到各州县。尽管政府打出的口号是：“天子赐钱合药，惠及百姓、不许赢利”，但因为广受民众欢迎，生意兴隆，各连锁店还是有钱可赚。

其三，严加管理，便民利民。南宋时，将官办“熟药所”改名“医药惠民局”，要求各州县至少有一所。绍兴六年，皇帝下诏：“各惠民局必须轮留宿值，遇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从杖一百科罪。”

明太祖朱元璋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全国设立了“惠民药局”，不仅保证药美价廉，而且规定免费治疗“没钱看病的穷人”。他教导皇子说，凡居住食用，事事处处要想到农民的辛劳，取之有制，用之有度，使他们不至受饥寒煎熬，这才是统治之道。

有历史专家说，古代皇帝为何重视穷人看病？根本原因是担心反叛者借免费治病聚集造反；一些寺庙宫观的僧道，也借此感化民众信教；一些巫术邪教性质的组织，也常常借符水禁咒免费治病，作为聚募徒众的手段。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古今中外，执政者均希望争取民众。只要是政府真心实意为百姓做好事，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应该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