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医生得了末期肾癌，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再三交待同是医生的妻子和女儿，万一他的病情恶化，就不要抢救了。然而，当他突然出现心跳骤停，妻女不单要求当值医生全力积极抢救，甚至转入ICU进行人工呼吸、血液滤过等全套侵入性治疗。抢救过后，老医生终于清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四肢被绑在床上，留置着气管内插管，身上插着各种输液管、胃管、尿管、各种监视仪器，看着不停出入进行各种医疗护理的医护人员，他哭了出来。

他的眼泪令我深深反思。作为一名ICU医生，每天面对各种危重患者，有些是非常有抢救价值的，比如年轻人感染性休克，经过抢救，完全能够痊愈，恢复正常生活；或者羊水栓塞的产妇，经过抢救，仍然可以做一个好母亲。然而，对于一些如末期癌症、晚期阿兹海默症等的患者，在现阶段医疗条件下，已经没有希望可能恢复到有尊严的生活，是否可以考虑放弃积极抢救的选项？

为什么很多人会犹豫？通过与患者及家属的交流，得出几个常见的想法：第一，传统华人讳忌谈及死亡，认为与父母谈及是否改弃抢救是不孝的，所以从来没有交流过这个问题，当父母意识丧失之后，子女更害怕由自己选择放弃抢救父母，是大逆不孝的行为；第二，患者本身也非常讳忌死亡这个问题，没有收集相关的资料，也不理解自己有没有选择的权利；第三，家属因爱或利益不愿放手，或者害怕选择放弃遭人非议；第四，担心法律是否存在漏洞，该被抢救的时候有意无意被人放弃，尤其在器官移植日渐成熟的时代。

老医生的女儿，据说是因为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而要求积极抢救，一个星期后，老医生在ICU去世。最后老医生受苦了，女儿后悔了，妻子也因没有遵从与老医生的约定而自责。这个医生世家尚且不能顺心顺利地处理这个问题，其他不懂医学、不懂法律的人，如何可以轻松解决？在ICU工作期间，我见过很多类似情况，也亲手“救治”了很多类似患者，终于，我选择了逃离。

放弃急救同意书作为一种法律文书，在部分欧美国家已经行之有年，在台湾也有“预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愿书”和“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愿书”的法律手段，赋予患者及其家属作出相关的选择权利。澳门卫生局在2018年公布澳门人口平均寿命为84.6岁，随着寿命的延长，出现不可逆晚期疾病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更多人会考虑如何有尊严地处理自己最后的一程。然而，到2018年为止，澳门仍然未有相关的法律，不单在法律层面上缺乏支持放弃急救，在社会上也缺乏讨论的勇气，可能与殖民地时代倾向天主教教义的法律有关。我已中年，家中长辈亦已经老了，期望将来，我们有权利对有尊严地生、有尊严地死作出选择，令逝者放心，生者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