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患者眼中的超人，无论是万籁俱寂的清晨，还是夜深人静的夜晚，总有一个地方，门里是从不轻言放弃的斗士，门外是焦急等待的家属。这里有医生们的执着与坚守，这里也有家属们的祈祷与期盼，这里充满着对生命的共同守候！

徐磊：多学科交融愈发重要

从“半路出家”到越来越专业化，历经几十年的磨炼，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徐磊教授的思维紧随时代不断地改变，对医学本身及医疗环境的思考也越加深入。

1984年，徐磊一毕业就进入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从事急诊工作，他回忆说，那时的急诊医生虽然累，但是医患关系很和谐。没有医患纠纷压力，徐磊全身心投入工作，入职半年就创造了当时医院的奇迹——被评为先进个人。

1989年，随着医改步伐的深入，医院需要重症医学，徐磊便和秦英智主任创建了当时只有两名医生的重症医学科。

科室建立起来，选择哪个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徐磊协助秦主任，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及结合临床实际情况，总结出清晰的发展思路，选择了以氧疗及机械通气为研究方向。通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拥有了一支梯队合理、技术精湛、救治能力突出的优秀医疗队伍，在机械通气方面硕果累累，得到同行广泛认可。

重症医学科自2008年提为二级学科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徐磊指出，培养一名合格的重症医学人才的周期时间很长。与当下快速发展的重症医学科床位相比，从事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明显不足，造成医护人员的压力增加，恶劣环境造成一些地区不同层次的人才流失。

此外，随着国家医疗政策的实施，医药改革的推进，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徐磊介绍，目前一些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在发展壮大，但也有些医院在退步，全国各地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与医疗市场化有很大关系。针对同质化问题，徐磊认为，专培基地的重症医师培训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重症医学总体而言是进步的，召开的学术会议从最初请其他学科的专家来讲课，到如今的相互学习，多学科交融显得越来越重要。

张新超：一碗面的故事

1979年，张新超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学生数理化竞赛第三名，没参加全国高考就被保送到宁夏医学院。那时其弟正患脚疾，辗转数家医院，耗时一年仍未痊愈。因此，“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的愿望便在北京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新超教授心里生根发芽。

1993年，张新超接诊一位宁夏南部地区的女患者。患者病情较重，家里经济条件较差，为治病几乎已倾尽所有，但她丈夫始终没有放弃治疗。张新超被他们朴实而真挚的情感打动，他发现患者的早餐非常简单，便每天早上带一个煮鸡蛋给她，还劝慰她“要活好，必须增强体能”“人都有难的时候，一块儿扛扛，挺过去就好了”。

经过综合治疗，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一天中午，患者的丈夫找到张新超：“张大夫，我请您吃顿饭，可以吗？”张新超赶紧推辞，他却说：“您救了我们全家，我想谢谢您，是真心实意的……”张新超索性带他去附近的小饭馆，只点了两碗面。面上桌后，患者丈夫吃得很慢，刚吃一半便说“吃不下了”，然后把剩下的面小心翼翼地移进餐盒。下午，张新超回到病房时却发现患者在吃剩下的那半碗面。张新超心里深受触动，眼睛不觉湿润了。

20余年来，这件平凡的小事始终留藏在张新超心底，他经常以此反省医生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激励、鞭策自己不断学习、进取，争取成为一名“好医生”。

1997年，张新超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后于2000年进入北京医院，从事急诊与危重病医学专业。从事20年急诊工作的他感叹：“在抢救患者时，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几乎别无其他，只是在抢救成功后享受片刻‘起死回生’的满足感。”

在旁人看来，医院所有科室中唯独急诊科是“费力不讨好”。张新超不无感慨：“急诊工作是苦是累，但这是社会的基本需求，总要有人勇往直前。急诊医学的历史虽短，但发展较快，值得探索的领域很多。这种责任与情怀永远激励着我，为急诊医学的发展不断努力前行。”

三十年耕耘终有收获。2015年，张新超荣获第二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金牌好医生”称号；2018年再获中国急诊医师分会“急诊引领者”特殊贡献急诊医师奖。

王真：踏实做事  低调做人

1990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组建，科主任找到王真，问她愿不愿意干急诊。还没等王真回答，她又问“你怕不怕苦？”“我不怕吃苦”……在其“游说”下，王真选择急诊专业。从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科主任王真教授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守在高风险、高强度、高难度的急诊一线，一干就是30年。

2003年4月4日，急诊科接诊首例非典患者。为治疗该患者，王真一直守在隔离诊室。院领导本想找人替班，但其他人因恐惧传染性不愿替班。她索性豁出去了，“我要是被感染的话早就感染了，别再找人来再被感染了。”

随着非典疫情爆发，王真从4月4日到6月份一直守在医院，不仅负责非典隔离病房，还同时兼管急诊病房。她天天穿着三级隔离服，很快就全身过敏起了严重荨麻疹，只好趁没患者的时候静点激素，患者来了再赶紧拔掉点滴看病。那段时间她累得筋疲力尽，甚至萌生了“我什么时候也得非典，那样就能休息了”的念头。

拼命工作早已成为她的“职业习惯”。刚做住院医师时，她每天16小时守在急诊科，从来没有休息日。甚至在发烧39度多时，还得强撑着给发烧38度的患者看病。

她发现临床有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于是开始做科研。“那时医生都疲于奔命地看病，根本没时间做科研。我都是下夜班不睡觉去做科研，再接着上夜班——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2005年，她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成为美国危重病协会主席Dellinger教授的首位亚洲学生。由于科研成果突出，Dellinger教授对她的态度从“等闲视之”到“刮目相看”，后逢人便称赞她为“非常优秀的教授。”2011年，她受邀赴法做高级访问学者。经过多次合作抢救患者后，法国同事也认可了她的专业能力。在发现王真的科研成果超过他们时，不免又对她敬佩有加。

王真笑道：“因为我的性格，不管去哪儿，我起初都不会引起关注。最后都是凭实力才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敬。”如今，国内很多急诊同行不了解她，而了解她的人都非常钦佩她。

刘楠：不能让心外科ICU 成为患者治疗的短板

从阜外医院到北京安贞医院，从不了解到专业，数十载心外科重症监护室（ICU）历程，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危重症中心刘楠教授成为了一名身经百战的战士。

“刚毕业时，我对自己的专业知识非常自信，来到心外科ICU后就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刘楠说，心外科和重症医学都是庞大且复杂的学科，要将两者掌握透彻，学习和经验缺一不可。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心外科ICU医生？刘楠认为，在日常繁杂的工作中，心外科ICU医生必须要临危不乱、极富耐心，把控好每一个细节。凭借决策与沟通能力，获得心外科医生间的信任与默契，也是治疗成败的关键。  

影响心外科ICU医生放弃专业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成就感。“一方面，常常被同行称为‘幕后英雄’；另一方面，作为治疗的最下游，患者一旦病情不稳定，我们的治疗会受到多方质疑。”面对这样的窘境，常常让心外科ICU医生感到委屈。刘楠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ICU医生还是外科医生，共同的目的都是将患者治好，作为团队的一员，‘成就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职责。”刘楠将压力化为动力，激励自己成为一名不论何时都淡定自若、游刃有余的医生。谈及这些年是如何坚持下来，刘楠觉得关键在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心外科ICU独特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小众专科ICU，与外科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外科占主导地位，而ICU医生扮演的，是查漏补缺的角色。因为小众，所以往往形成不了团队，医生少，失去了传、帮、带的教授方式，总是青黄不接，与外科发展速度不匹配。当下，外科患者的病情趋向严重化，这就需要强大的心外ICU做支撑，不能让ICU成为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板。

“要建好ICU，人才培养最关键，很多医院设备不比国外差，但人才引进却跟不上。”刘楠强调，在临床上，护理团队更加重要，好的护理是安全保障，但这一点常被忽略。

就抗炎效果而言，天普洛安表现得很不错。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临床应从多方面去评价一个药物的治疗效果。

——徐磊教授

天普洛安可通过多靶点、多层次对抗全身性炎症反应，尤其是对瀑布式炎症反应发挥积极的治疗作用。

——张新超教授

天普洛安在我国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出有效性，期待能有大规模的国际临床试验。

——王真教授

尽管对药效评价指标的确定存在争议，但天普洛安确实能协同调控炎症反应和免疫系统，摆脱对激素的依赖，应对天普洛安的临床使用和科学研究给予更多鼓励。

——刘楠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