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所长王明贵教授介绍，“判断患者是否发生感染并不容易，而且即使确诊为感染，还需要进行病原学诊断。然而，目前接近2/3（在基层医院甚至90%以上）的感染性疾病难以确定病原体，只能依靠经验性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对患者进行个性化诊疗更是难上加难。”

王明贵  教授

除病原体外，患者病情轻重不同、基础疾病不同、自身免疫状况不同的患者，治疗方案也存在显著差异，而这需要临床微生物、临床药学、药理学、重症医学科或血液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制定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方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部分医院的感染科主要关注肝炎诊疗。即使是在大医院，抗感染诊疗的多学科人才尚且不足，基层医院更是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王明贵教授指出，我国抗感染诊疗相关学科的力量参差不齐，虽然多学科综合诊治感染性疾病是学科发展的方向，但目前在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明贵教授表示，“在新冠疫情早期，主要关注新冠病毒感染的问题，相对忽视耐药细菌及真菌的继发感染问题。”为提高临床治愈率，一般会对患者进行更早、更强的抗感染治疗，这也增加了继发细菌、真菌感染的可能性。随着抗疫进入后期，大家对耐药菌感染愈加关注，因此开展了许多临床微生物学检测与临床研究。

新冠疫情加速了感染学科建设的步伐。王明贵教授指出，“总体来看，感染病学科建设的方向为‘平战结合’，即加强对常见感染性疾病特别是耐药细菌感染诊疗水平的同时，也要有应对新发、特发传染性疾病的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感染学科能做冲在前线的主力军。”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细菌耐药性问题再次引起业界关注。细菌耐药性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尤其是自20世纪末以来，新型抗菌药物的研发上市速度显著下降，部分感染性疾病面临无药可医的局面，关于“超级细菌”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

一方面是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受新药研发周期变长、成本升高，临床限制性应用等因素影响，药企对抗菌药物研发的热情亦有所减退，这导致我国出现“抗菌药物研发创新性有限，原创性不足”等问题。王明贵教授强调，“我国已出台了多项推动抗菌药物研发的政策，医院对学科发展也给予了支持，希望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可以加快我国感染病学科的转型及新型抗菌药物的研发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