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SARS以来，国家一直致力于感染防控体系的建设，整个感染防控体系已经比较健全。武汉以后的几次新冠疫情，如北京、大连、乌鲁木齐等地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与我们有优秀的流行病学和感染防控队伍，也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分不开。可以说，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样，即使以后再有小的流行，我们都能控制得好。”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IDSC）第六届学术大会即将开启，作为本次大会的关注热点之一，IDSC名誉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刘又宁教授在谈及此次新冠疫情防控感受时说道。

刘又宁  教授

刘教授表示，随着国家对感染防控体系建设的投入，我国感染病学及相关学科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初期，我国在半个月之内就分离到病毒，并把病毒序列向全世界公开，做得非常出色。要知道在SARS时候，我们很长时间都不清楚病原体是什么，最后还是国外先报道了。”

当然，此次疫情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教训。刘教授说，传染病通常是指数级传播的，时间非常关键。对于我国新冠疫情的暴发地武汉而言，如果早两周封城，可能外地就基本安全了；如果再晚两周，说不定整个中国就瘫痪了。所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如果当某个传染病尚未明晰时，宁可往最坏处着想，也不要心存侥幸。“我记得当时也有媒体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只是说应该实事求是，科学对待，杀鸡要用牛刀！我想可能这次已经汲取了足够的教训，再出现类似情况我觉得已经是不太可能了。本来我们有优势的，不要把优势变成劣势！”

此外，从根本上的教训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生态平衡。“地球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共享的，不光是人类独有，因此我们不能搅乱生态平衡，特别要注意微生态平衡也十分重要。”刘教授说。在人体生长的细菌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致病的，一些正常定植的细菌有阻碍致病细菌生长的作用。目前世界上有些“奇奇怪怪”的传染病，如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有可能是我们人类自己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因此从根本上有生态平衡的意识非常重要。

细菌耐药是目前抗感染治疗中面临的全球性难题和挑战。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在抗多药耐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有效限制了抗菌药的不必要滥用。一些细菌耐药，如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率呈现了下降趋势。

“然而我们面临的任务仍十分繁重，多药耐药细菌几乎都发生在医院内感染，跟社区的关系不大，这就提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院感防控。我一直认为院感做得好坏，将决定我们遏制多药耐药流行的成败。”刘教授认为，日本院感防控做得非常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你问他们不动杆菌有多少，他们会问不动杆菌是什么？他们几乎见不到鲍曼不动杆菌，同时他们的CRE比例也非常低。”

另一方面，一个抗细菌新药的研发通常认为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刘教授表示，在新药研发不及时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发挥现有抗菌药物的潜力。“为此，我们IDSC制定了抗菌药物超说明书用药共识，指导医生按照PK/PD的原理来正确用药。”

对于抗病毒治疗，刘教授认为，目前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病毒性疾病很多，然而真正有效的像乙肝、丙肝那样的抗病毒药并不多。比如流感在全球流行已有100多年，但目前认为流感没有特效药，金刚烷胺、奥司他韦等耐药快，且只能减轻症状，缩短病程，没有根本的作用，更治不了肺炎，奥司他韦只针对上呼吸道感染。”基于此，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就会有一个特效药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

“正如谭德赛在8月8日所说，‘所谓的灵丹妙药，我们人类现在不拥有，将来也不拥有。’这与我的观点非常相似，我在2月8日就提出，对抗病毒药不要期望过高。现在我的结论是，对于COVID-19，临床现在应用的抗病毒治疗药基本都是无效的，如果有作用也是轻微的，不要期望在短期内就有真正的抗病毒药。但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能将人类康复期血浆中的综合抗体进行人工合成，肯定是有效的，就是从化学药物跳到另一个角度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