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感染性疾病斗争的历史，每一次大规模传染病的流行都会对人类文明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对感染病防控体系建设、感染科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挑战和要求？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俞云松教授强调，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向。

俞云松  教授

俞教授表示，自SARS以来，国家卫生疾控系统网络建设包括人才、设备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疾控的监测体系比SARS出现时期完备了很多。各级医院对感染病科的建设也有很大的重视，不少医院都建立了单独的感染病楼，设立了单独的感染病科。此外，公众对传染病的防控意识也有了很大的加强。

“但是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传染病防控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俞教授认为，一方面，医院跟疾控系统缺乏有效的沟通，还没有建立一体化的防控体系。医院的发热门诊发生了什么情况，监控部门不一定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医院尤其是发热门诊是传染病的哨点，如何在各自体系建设都有所完备的情况下，加强疾控与医院的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哨点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另一方面，尽管医院系统感染病科、感染病房设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感染病的人才培养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对感染病科也缺乏适当的政策的倾斜。因此，总体感染病科的发展包括人才队伍等与外科体系相比都存在明显的不足。

俞教授表示，作为一名感染科医生，最重要的、最考验水平的是发热待查的临床思维，加强发热待查临床思维的培养，对新的感染性疾病的发现非常重要。同时要建立快速的病原检测体系，能很快发现新的传染病。

“我最近有一个患者从外地转到我们这里，之前在外地已经住院一周左右，一直都是发热待查，病因不明确。转到我们这里，我们的医生很快发觉患者的主要病情特点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马上想到新布尼亚病毒，并很快通过病原检测明确了病因。”

俞教授认为，发热待查临床思维要基于大量发热病人的诊治基础，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家医院要建立真正的感染病科，以不明原因发热为主，涉及细菌、真菌、各种病毒性疾病，而不能像现在很多医院，虽然有感染病科，但主要涉及的还是肝炎、艾滋病、结核等病种，这对发热待查临床思维的培养、新的传染病的发现是非常不利的。

俞教授表示，目前我国的细菌耐药形势依然严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抗菌药物的使用不合理，归根结底是目前临床医生的感染诊疗能力仍需加强。因此国家卫建委近年来通过培元计划等不断提高临床医生细菌真菌感染的诊治能力，来推动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

第二．在我国，因ICU设施原因或院感防控措施未完全到位等问题，感染尤其耐药菌的感染在院内的播散仍较严重。因此希望从政策体系上加强对院感防控工作的支持，采取更有效的院感防控措施，减少院内播散，可以把现有的耐药问题很快的控制下来。

这次的新冠救治，对感染病科专业能力的提升，还有感染病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家充分认识到靠一个专科是无法实现感染病救治的，我们需要有大的感染病学科团队，包括感染科，也包括微生物、药理、重症、呼吸等。“而IDSC从成立之初就是这样一个多学科共同应对感染的专业协会，因为它迎合学科发展的需要，迎合疫情防控的需要，所以一定能够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得到蓬勃的发展。”

俞教授介绍，今年IDSC学术大会的主题就是“直面感染 多科合作”。会议在刘又宁教授长期坚持的多学科共同应对感染的主框架下，感染、呼吸、重症、血液、药理、临床微生物等感染相关的各领域专家、领军人物都参与到本次会议上来，这是会议的一贯的亮点。这次会议也增加了新冠感染诊治的内容、一些超级耐药菌的诊治内容，同时还有很多的病例讨论，希望把学会一直的亮点——多学科协作发挥到极致。相信这次会议在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直面感染、多科协作，一定能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