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心脏联盟（WHF）在《全球心脏》发布最新版全球心血管病（CVD）地图。报告显示，CVD负担最高的是东欧和中亚，并持续影响南亚、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大量人群，这些地区年轻人、工作年龄成人的患病率较高；而在高收入国家，如英国、新西兰、爱尔兰、以色列和挪威，CVD所致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损失正在下降（图1）。（Global Heart. 2014,9:3）

这项分析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Andrew Moran主持。研究发现，CVD所致DALY损失中缺血性心脏病占5.2%，卒中占4.1%，其他还包括高血压性心脏病、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房颤、主动脉瘤、周围血管疾病和心内膜炎。全球房颤所致死亡率在1990-2010年翻番，表明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房颤负担将持续增长。

1990年有超过520万人死于缺血性心脏病，2010年则有超过700万人，增长35%。卒中所致死亡人口从1990年的460万增长到2010年的580万，增长26%。由于人口增长和寿命延长，缺血性心脏病和卒中所致的绝对死亡人数增加，但幸存人数同样增加，两种疾病的年龄标化死亡率均有所下降。

“毫无意外，全球CVD负担相关的经典危险因素——不健康饮食、高血压和吸烟是全世界所有地区的主要危险因素。” Moran表示，在澳大利亚、西欧和北美，吸烟排名相对降低。相比之下，在东亚和东南亚，烟草仍是仅次于饮食和血压的第三大危险因素。在东欧酒精是CVD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东亚室外空气污染是重要的CVD负担，排名第四；肥胖几乎是全球性问题。

在33个高收入国家，1990-2010年挪威、爱尔兰、英国、以色列、卢森堡和新西兰的CVD所致DALY损失降低40%；仅文莱和日本增加（2%和6%），尽管文莱DALY（每10万人）原始数值最低。

Srinath Reddy：降压、控烟、加强协作以降低心血管病负担

WHF主席Srinath Reddy在述评中指出，WHF目标是到2025年使全球CVD负担降低25%，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到2025年将慢性病所致过早死亡降低25%”的目标相吻合。作为全球计划的一部分，各国均致力于将高血压患病率降低25%，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30%， 50%以上患者可得到药物治疗咨询建议，以降低心脏病和卒中风险。

Reddy同时指出，在其任期内，WHF将主要致力于三方面工作：（1）预防、监测和控制高血压；（2）减少烟草消耗（主动和被动吸烟）；（3）通过强化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转诊和依从性来加强CVD二级预防。这三项工作将对CVD相关死亡率和发病率产生重大影响，有助于实现WHF及世界卫生组织目标。

武阳丰：我国疾病负担更大、防治能力更弱  亟需国家行动

中国乔治健康研究所所长武阳丰教授指出，与全球CVD防治形势相比，我国“疾病负担更大、防治能力更弱”。

房颤防治需提上议事日程  该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是卒中还是缺血性心脏病，全球年龄标化死亡率均下降。但由于老龄化和总人口的增长，绝对死亡人数和幸免死亡者在全球范围仍大幅增长。另外，与1990年相比，即使校正年龄，房颤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翻番。这表明，CVD防治工作任重道远，且出现了新的重要问题，即除卒中和冠心病防治工作外，房颤防治也需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我国年龄校正后卒中和冠心病死亡率持续上升，加上老龄化步伐较发达国家更快，因此这两类疾病在我国造成的健康负担更为严重，未来形势也更加严峻。

空气污染为我国CVD第四大危险因素  该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导致CVD的三大危险因素依次是不健康饮食、高血压和吸烟，我国同样如此。然而，目前除高血压正式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范畴外，其他两大危险因素的全国性行动仍停留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动员阶段，缺乏真正有效的国家行动。

此外，报告特别指出，对于东亚国家来说，第四大危险因素是大气悬浮微粒污染。由于该报告将日本和韩国归入“高收入国家”，这里所指的东亚国家仅剩中国和朝鲜。由于国土和人口相差悬殊，其实所指就是我国。可见，当前空气污染对我国CVD流行的作用多么巨大。

我国应增加防治资源  东亚的防治资源（人均医护人员数目）极为缺乏，仅略好于撒哈拉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而且医生和护士数大致相当，结构不合理。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非洲国家都在设法通过增加非专业人员帮助开展健康教育、疾病筛查、疾病监测及提高依从性等项目。这些为我国今后加强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