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医师报》官微（DAYI2006）推送了宁波市第一医院宗建平的来稿——《从父亲住院签字花1.5小时说起，如何给一线医护人员减负？》，引发行业热议，短短两天阅读量达到10万+。本报摘编部分观点刊发，也欢迎广大医师赐稿（投稿邮箱：ysbzgy@163.com），深入探讨如何给一线医护人员减负。

近年来，不少专家呼吁要重视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因工作繁重与患者沟通少的问题。不久前，我父亲因腹膜炎和多脏器功能衰竭而住院抢救，在入院时我为签署入院知情书、患者自备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等十多种知情同意书，以及入院各种评估单花费了一个半小时，我这才真切地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繁琐的流程，没完没了的签字、告知、病历等文书，还要应付各种形式主义的考核检查和流程制度，他们哪有时间去深入观察病情？哪有时间去做好医患沟通工作？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宗旨也就偏离了方向。

跟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配置相比，中国医护人员的遭遇可谓是人少活多考评满天飞。有次与在美国生活的同学交流，他儿子是一位牙医，刚毕业不久，一天门诊接待了8个患者，就说累死了。而在我国，很多临床医生一上午就要接诊几十个，甚至上百号的患者，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

此外，我国医疗管理还有很大的特殊性。以前几年的药占比考核为例，一个医师不但要承担繁重的临床工作，还要天天想着怎么去完成药占比指标，大医院疑难危重患者多，医药比例是很难降下来，要完成这个指标，只能多做不必要的检查，使得医保开支大大增加。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廉价药比例考核指标，结果进一步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类似的考核还有很多，例如临床路径、单病种等，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一线医护人员的负担。

客观来讲，为了改进和规范医疗行为，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制度、考评、检查等只做加法、没有减法，日益增长的“文山”既不能解除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也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临床服务质量，反而让一线医护人员不堪负担，根本没有时间有更多精力去投入医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被称作“好人法”，其用意是鼓励善意救助伤病的高尚行为。但从基层减负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否依据这个法律，认真整理一些制度，做点减法？比如可以从精简告知、考评做起，让医护人员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帮助他们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救治患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