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是起源于卵巢组织的常见妇科恶性肿瘤[1,2]。由于卵巢深藏于盆腔，加之卵巢癌早期无明显症状，所以其起病隐匿，难以发现，就诊时多为晚期。卵巢癌已成为女性恶性肿瘤中死亡率最高的疾病[3]。近年来，随着各方面技术的进步，对卵巢癌的认识也更为全面。那么卵巢癌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治疗上有何进步？该如何警惕和预防？本期《医师报》特别邀请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科任婕教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01卵巢癌发病相关因素多，临床表现多样

卵巢癌的发病年龄较为广泛，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绝经女性（图1）[3]。其发病机制目前并不明确，有多种学说，近年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在卵巢癌的发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

卵巢癌的发病风险与生育史、初潮年龄、绝经时间、盆腔疾病等存在一定相关性。例如，相对没有生育或晚生育的女性，有生育史和哺乳史的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更低，即妊娠和哺乳是保护因素；长期存在的盆腔炎症、卵巢囊肿或子宫内膜异位症等，会增加卵巢癌的患病风险。此外，免疫系统功能失调，也可能与卵巢癌的发病相关，免疫系统可识别和清除异常细胞，当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受损时，异常细胞的增殖和转化风险会增加，患病风险也随之升高。

卵巢癌的发病涉及全身多个系统，因此可能会出现多种临床表现，如盆腔疼痛不适、腹部膨胀、腹水、消化不良、肠梗阻、尿频尿急、月经异常、体重下降等，其表现并不局限于妇科症状。

表12010年中国城市与乡村卵巢癌患者发病率

02多治疗方式综合应用，逐步改变治疗结局

临床上卵巢癌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多种方法。手术切除是治疗的首选，旨在尽可能完全切除患者的肿瘤组织；化疗是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可在术前、术后或疾病复发后进行；放疗的应用相对有限，常用于治疗晚期或复发性卵巢癌，以减缓疾病进展和缓解症状；免疫治疗体现在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上，免疫抑制剂可以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攻击力，从而起到治疗的效果。

此外，靶向治疗和维持治疗也是抗卵巢癌的重要治疗方法。目前，用于初始卵巢癌患者维持治疗的靶向药物主要有贝伐珠单抗和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RAP）抑制剂[5]。其中，贝伐珠单抗属于抗血管生成药物，可抑制肿瘤血管的形成和生长，从而减缓肿瘤的生长扩散；PRAP抑制剂则通过阻断DNA单链修复形成“合成致死”效应，导致肿瘤细胞死亡[6]（表1）。其他治疗如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等亦不断发展，为卵巢癌治疗提供更多选择。

卵巢癌是妇科常见三大肿瘤中治疗最困难恶性肿瘤，起病隐匿，复发率高，生存率低[7,8]。近年来大量治疗方法涌现，给医患双方均带来了极大的信心。一方面为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在“手术是基石、化疗要规范”的基础上，配合其他辅助治疗，提高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实现了多种类型的药物相互联合，提高临床疗效。

当前部分药物进入医保，其临床应用更为广泛，给卵巢癌的治疗带来希望。随着手术技巧的提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发展，多种药物的联合，给卵巢癌的治疗带来了一次次的转机，已然改变了卵巢癌的结局。

图1 肿瘤支持治疗的内涵

03早检测常筛查，合理预防降风险

卵巢癌发病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存在卵巢癌家族史、卵巢癌基因突变携带者、曾患有其他与卵巢癌相关癌症（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的人群，均属于卵巢癌患病的高危人群。对于高危人群，建议及时咨询遗传专家并进行基因检测，综合评估个人遗传风险；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和卵巢癌筛查，如肿瘤标志物、超声、磁共振等检查，有助于尽早发现异常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适度运动、避免吸烟和饮酒，均有助于降低卵巢癌的发病风险。

04任婕教授教授总结：

了解卵巢癌的流行病学特征，对于预防和控制卵巢癌至关重要。早期发现和治疗是提高卵巢癌生存率的关键，通过加强公众教育来提高女性对卵巢癌的认识，促进早期筛查和及时就医，并与医生密切配合。此外，卵巢癌的治疗是多学科协作的过程，需要结合患者的病情分期和个体化需求，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不断涌现，为卵巢癌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和希望。

专家简介

任婕教授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医学博士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妇科副主任

现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妇科肿瘤学组全国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妇产科专委会委员

贵州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贵州省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副主任委员

贵州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委

近年发表SCI和中华核心论文10余篇，主持科研课题多项，是妇科临床药物试验主要研究者之一。擅长妇科常见病和肿瘤的诊治及手术，手术娴熟精湛，是贵州省首位妇科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主刀医生，已完成机器人手术200余台。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

[1]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妇科恶性肿瘤多学科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2年版)[J].中国癌症杂志,2022,32(08):747-756.

[2] Tan EGF, Teo I, Finkelstein E A, et al. Determinants of regret in elder dialysis patients[J]. Nephrology(Carlton), 2019, 24(6):622-629.

[3] 狄文,胡媛.卵巢癌的大数据研究[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8,34(01):18-22.

[4] Cardoso FC, Goncalves S, Mele PG, et al.BRCA1 and BRCA2 mutations and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in 398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comparison with breast cancer variants in a similar population[J]. Hum Genomics, 2018, 12(1):39.

[5]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卵巢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指南（2021年版）[J].中国癌症杂志,2021,31(06):490-500.

[6] 孔北华,刘继红,黄鹤等.卵巢癌PARP抑制剂临床应用指南（2022版）[J].现代妇产科进展,2022,31(08):561-572.

[7] Siegel RL, Miller KD, Fuchs HE,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2021[J]. CA Cancer J Clin, 2021, 71(1):7-33.

[8] Torre LA, Trabert B, DeSantis CE, et al. Ovarian cancer statistics, 2018 [J]. CA Cancer J Clin, 2018, 68(4):284-296.

本栏目鸣谢单位：齐鲁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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