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易逝，转眼间从医已逾47年。近半世纪的行医生涯，感触良多，祈与诸君共勉。

忆及我的两位良师益友张天泽教授、已故陈敏章部长患癌后的治疗情况。

张老患膀胱癌多年，六年前发现胸椎及肋骨转移，以致截瘫。他天性开朗、豁达，发生转移后除作局部放疗外，坚持采用能保持较高生活质量的扶正、免疫及对症治疗，既未采用化疗也未服用中药，我前往探视时，床上仍置外文期刊，除下半身不能活动外，谈笑如常，很满足于自己能以81岁高龄进入21世纪做跨世纪人才而自慰，自谓蠢蠢欲动，颇欲做些力所能及的文字工作，但又颇虑过不了自己的84岁大关。

我与敏章部长是老同学，记得一次去他家探视时，他已非常孱弱，也甚为痛苦，在病榻旁一言不发，临别时握住我的手说：“众人告我术后2周就能逐渐康复，其实我术后没一天好受过，还累这么多人陪着我，何苦！”听后，戚然。我知他病后得到诸多关心，治疗甚为积极，条件当然也较好，周围竞献良方者不乏其人，难免无所适从，顾此失彼，甚至治疗过度之嫌，终于术后年余撒手西归。

张、陈两位老友虽然疾病不同，情况也各异，从两者病情的不同转归中，仍给人们不少启迪。甚至令我感到人们常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否也有修正的必要。

多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接触晚期癌症患者甚多，深感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绝大多数患者都有正确的认识，虽在初被诊断为癌症时，由于对精神打击甚大，有惧死之虑，患者已经历了各种诊治手段的考验，及深忧癌症复发或转移的折磨……但当疾病已发展至晚期，患者早已勘生死关，绝大多数患者都能正确对待死亡。他们所虑的是将会在非常痛苦而绝望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并不愿意毫无生活质量而言的勉强维持生命，大多是因虑及活着的亲人们的感情才强求生存。

我们不但应在疾病治疗的全过程始终重视生活质量，尤其当疾病已进展至治愈无望时，更应重视生活质量尤甚于生命的延续，应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延长其生存期，而不应片面地追求延长其生存期而置生活质量于不顾。然而一些终末期患者的家属，虽然明知患者病情不可逆转，只要患者一息尚存，仍要求医师尽全力抢救，用各种贵重药物也在所不惜，甚至更有已丧失呼吸还做气管插管要求在人工维持呼吸的情况下继续抢救，相信这是患者在天有灵也不愿见到的。

当然，我并非主张放弃治疗。记得若干年前，在一此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在批评某医院治疗已不能治愈晚期癌症患者时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应加以制止时，我曾据理力争。晚期癌症作为“病”可能已不能治愈，但作为患癌症的“病人”，应积极地予以治疗，减轻其痛苦，以求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权的基本体现之一，绝不能与“赖活”不如“好死”的观点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