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50周年，自1963年起，中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截至2013年6月，中国先后向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的6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医疗队员约2.3万人次，诊治患者2.7亿人次。

然而，异乡不比祖国，很多时候援外医疗队员要忍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压力，在战乱中、在物资匮乏中完成自己的任务。疾病、工伤对于他们来说是常事，而有的医疗队员还因为战乱、意外事故永远地留在了受援国的土地上。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是什么支撑着一代代的“援外人”完成艰巨任务？让我们走进援外人，去探寻他们的经历。

1990  

没什么是克服不了的！

今年74岁的吴永嘉曾任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国第五批援喀麦隆医疗队的队长兼书记。作为老一辈援外工作的亲历者，20余年前同队友们在非洲地区为改善当地人民健康水平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至今难以忘怀。

1990年2月10日，医疗队抵达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到达机场后，根据大使馆的安排，吴永嘉带领医疗队在距离雅温得50公里远的乡下驻扎。虽然想象过当地的情况，但当吴永嘉亲眼看到其工作环境时，还是震惊了。吴永嘉介绍，他们工作的医院非常简陋，200张病床都是木制床，没有床垫，更没有被子，只有薄薄的一层床单铺在上面。整家医院除了医疗队，只有两名当地医生，一名是院长，另一名是放射科医生，另外还有少数护士和勤杂工。医院的设备也很落后，仅有的一台机器是100毫安的放射仪器。由于喀麦隆很早就采取了医药分开的政策，所以医院也没有药物储备，完全依靠中国的援助。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吴永嘉和队友们没有多想，带着一心为治疗患者、挽救更多生命的心态，很快投入了工作。

整个医疗队涵盖各个专科，但除了急诊科有两名队员可以轮班外，其他队员都是一人支撑一个科室，而且还要查房、做手术、值夜班……虽然很累，但大家干劲十足。然而初来乍到，面对当地传染病肆虐，加之天气炎热，很多队员还是相继病倒了。“当时队员的疟疾感染率为百分之百，发病率也达到了70％~80％，旱季中暑更是常有的事。”吴永嘉说，即便是这样，大家也硬撑着为患者看病，因为过来看病的患者中危重患者很多，他们需要和生命抢时间。

由于经费不多，为了保证体力，顺利完成工作，吴永嘉和队员们自己开辟了菜园，还养了20多只鸡，保障了食物的供给。

 “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这是吴永嘉和队员们当时唯一的念头，就这样，2年多的时间里，医疗队做了几千例手术，仅吴永嘉一个人，就做了600多例疝气手术。1992年1月，医疗队荣获喀麦隆总统一级和二级勋章，并创造了几项喀麦隆之最：在针麻下完成甲状腺肿瘤切除术、喀麦隆首例结肠代阴道手术等。

上世纪90年代，在各项保障还未健全时，医疗队能够将任务完成并不易，到底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喀麦隆的老百姓都会竖起大拇指，用不流利的中文说：‘中国好！’那一刻，我觉得，付出这么多是值得的。”吴永嘉说。

2011

成就感来源于患者的肯定

时光推近至21世纪，援外工作已有近50年的历史，相比于文革后第二批援喀麦隆医疗队的艰苦，湖南省湘雅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援津巴布韦医疗队队长肖湘成体味到的是另一番滋味。

2011年1月8日，肖湘成和队员们踏上了津巴布韦的土地，在首都哈拉雷最大的两家公立医院里同当地医生共同工作，还分管培训，开展新技术。

事实上，2000年以后，津巴布韦同西方关系恶化，经济直线滑坡，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更是高达60％~70％，国内一直动荡不安。前一批医疗队的驻地就曾遭入室抢劫，几名队员也受了伤。为此，医疗队到达后，自主安装了电网，还同当地保安公司联系，必要时进行驻地巡逻，再加上大使馆的安保工作做得好，一开始，肖湘成并没有对安全问题感到担心。然而就在一次夜间出诊时，肖湘成和其他几名队员的出诊车遭到了劫匪的枪击，到医院时发现，后轮挡板上已经留下了枪印。

安全隐患不仅体现在社会动荡，还有在国内难以遇到的医疗风险。津巴布韦作为艾滋病高发国家，普通人群感染率在16%，住院患者更是高达30％。由于患者隐私的限制，住院患者入院后不会进行HIV检查，除非医生在手术时发生了职业暴露，出现割伤等情况，才能针对患者进行HIV检查。医疗队是以外科系统为主，面临的风险更大，有一次，一名队员在手术时被利器刺伤后发现患者为阳性，不得不连续服药一个月，忍受药物极强的副作用。

即便是面对这样充满危险与动乱的环境，肖湘成和队员们也咬牙坚持了下来。“有人说我们很伟大，但如果真正从医生职业出发，人们就能理解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肖湘成进一步表示，做医生，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莫过于看到治疗的患者康复，医疗无国界，当自己可以到其它贫困国家和地区，看到那么多的患者自己的治疗得以康复时，那种快乐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

2013

将有限的医疗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人群

无国界医生周吉芳现仍在南非，负责艾滋病、结核和耐药结核病治疗项目。主要工作是为当地的一家医院进行技术支持和员工培训，另外与当地传染病医院合作进行耐药结核病社区医疗（通过增加更便利的检测、治疗和跟进，减少社区内新发传染）的项目。作为援外志愿者，参加无国界医生的理由很纯粹，“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

自2011年5月以来，周吉芳在许多地方工作过，从极端不稳定的战区到相对不稳定的难民营，从治安相对差的国家到无政府状态的地区，虽然无国界组织有着相当完备的安全保障，但许多时候为了更好地接近有医疗需要的人群，也需要担负一定的安全风险。

虽然有时会担负风险，但对周吉芳来说，选择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是很自然的选择。“我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支持我的选择。从小我的母亲就教育我用善行帮助别人。成为医生以后，我发现周围的行医环境多有局限，许多医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逐渐淡忘了当初为患者服务的誓言。”而就在法国做了一年的住院医师后，周吉芳体会到纯粹的医疗是能够在现实中存在的，为医疗设施缺乏地区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医生的根本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投入产出比。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维持一名晚期肿瘤病患者一个月的花费可以为数千名儿童提供疫苗接种，拯救数百名重度营养不良的孩子，治愈数十个危重的疟疾患者。“作为一个医生，我更愿意将有限的医疗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人群，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容易被忽视的人群，我很欣赏无国界医生为一切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医疗服务的理念。”

谈及在救援项目所在地行医最大的感触，周吉芳告诉记者，他非常喜欢受人尊重的感觉。“我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精神层面的职业成就感和社会尊重对我来说远远比收入更重要。用自己所学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此外，在非洲工作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其他地区不常见的传染病和热带疾病，增长了见识，还可以与不同国家的医生一起工作，得到了许多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后记

无论是新老援外医生，在与他们交谈时总能体会到一种医学无国界、真心为患者付出的真诚。50年来，正是这些带着真诚之心的一个个医者，圆满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援外任务，为促进受援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信任，默默地奉献着。

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摩洛哥接见我国援外医疗队员时指出，向非洲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是中非合作时间最长、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多、成效也最为显著的合作项目。2013年， 总书记在刚果（布）接见援外医疗队时，总结提炼出“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援外医生们正是用行动践行着这种奉献精神。据了解，迄今有千余名援外医疗队员获得受援国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种荣誉，医疗队被誉为“白衣使者”、“南南合作的典范”和“最受欢迎的人”，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合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