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正值高考恢复第二年，从小憧憬成为医生的梁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医学院校。伴随改革开放40年不断成长，他从懵懂的青年医生，蜕变成为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主任。大学毕业后的梁军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工作；1998年梁军来到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一路从主治医师晋升成为院长；2015年机缘巧合下，梁军受邀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副院长，作为肿瘤内科学科带头人，他立下了自己的“小目标”——通过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找到攻克肝癌的方法！

“EACH研究”打破肝癌晚期治疗僵局

身为综合医院肿瘤中心主任的梁军，涉及肿瘤研究范围很广泛，偏好肝癌研究的他，分享了一个热血澎湃的故事：

10年前肝癌由于缺乏有效的内科治疗手段，始终处在一种窘迫境地。彼时，国外“索拉非尼”的靶向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面对这种现状，踌躇满志的梁军全身心地投入到肝癌研究中来，可惜一段时间内毫无进展。“我的‘老大哥’秦叔逵教授打破了这一僵局，开展了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肝细胞癌系统化疗临床研究——‘EACH研究’。”

梁军第一时间参与该研究，“我非常骄傲成为秦教授团队中的一份子，同优秀的同道齐心协力地展开科学、缜密的肝癌治疗研究。”

“EACH研究”首次证明多个药物的系统化疗治疗肝癌安全有效，为晚期肝癌患者带来病情控制和生存获益的同时，还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每每谈起“EACH研究”，梁军仍难掩兴奋，“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研究之一，揭盲的结果令我们欣慰，特别是看到肝癌晚期患者通过此方式，取得总生存期的进步，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该项研究结果为中国、亚太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探索肝癌化疗提供宝贵的循证医学依据，这是团队的力量！

“10年后的今天，肝癌内科治疗已初现曙光。”梁军眼底的阴霾一扫而光。肝癌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复杂，不能单一强调局部或全身治疗。因此倡导MDT的理念十分重要，“只有外科、内科、放疗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共同构成肝癌治疗的‘主旋律’。”

肝癌的防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以严谨的科学作风来开展科学研究。“我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将找到攻克肿瘤的方法，我坚信控癌的道路上洒满阳光！”梁军对此信心十足。

科学研究是创新发展的动力

“我的研究，得益于几代人的培养和教育。”深谙科学研究是创新发展动力的梁军，担任起新角色——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科教副院长。

有人说，现在做科研越来越难，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庞大，梁军的回答很干脆，“我不认为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是脱节的，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何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非常重要。医疗是主体，没有科研我们飞不高，没有人才培养，我们走不远，科研促进医疗和教学的发展，是医院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非常敬佩现在的青年医生，他们学习能力、学识水平都很优秀。应培养他们良好的工作技能，并进行科研发展方向的培养。”梁军认为科研发展方向的确立不仅依据临床工作中疾病的需求，更要与医生本人的兴趣相结合。梁军说：“将科学研究、临床诊疗和教学相结合，是全面发展的医疗研究工作者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每个步伐都是宝贵的财富”

临床医生成长之路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唯有耐得住寂寞，才能肩负起患者生命的重担。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到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再到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梁军始终走在攻克肿瘤的道路上。谈及肿瘤医生的成就感，他感慨万千，“光阴沉淀30余年，我从默默无闻的年轻医生，成长为为患者排忧解难的肿瘤专家，成长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接触不同的同事，遇到不同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成长起到很大帮助，这个过程，提高了我的工作水平、培养了我的科研能力，这些不同的经历令我快速成长。我可以自豪地说，每个步伐都是宝贵的财富！”梁军一步一个脚印，他将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落实在患者身上，看到患者因此受益，他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令人快乐、满足的事情。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青年医生是医学的未来，肩负国家重任，“我提倡老中青三代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此刻的梁军期盼青年医生在医疗工作中早日挑起大梁，让肿瘤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