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山东大学副校长、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子江教授课题组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的不孕女性来说，与新鲜胚胎移植相比，胚胎冻存后移植可以明显提高新生儿活产率。（N Engl J Med 2016; 375:523）

该研究为一项多中心临床试验，纳入1508例PCOS不孕女性，均处于第一个体外受精周期中。胚胎发育3 d后，受试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新鲜或冷冻的胚胎移植。

结果发现，PCOS不孕女性首次胚胎移植时，与新鲜胚胎移植相比，冷冻胚胎移植后活产率较高，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风险、流产较低，但先兆子痫的风险较高。其他妊娠率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无显著组间差异（表1）。

研究者指出，虽然体外受精时优先选用新鲜胚胎，但PCOS患者在体外受精过程中，使用冷冻胚胎比新鲜胚胎更安全，怀孕成功率也越高。因为，体外受精过程中使用激素和药物，过度刺激卵巢使其释放了多个卵子，这可能给植入环境造成了伤害，尤其是PCOS患者。而冷冻胚胎移植可以让卵巢在体外受精期间从刺激中恢复过来，也给暴露后的子宫内膜脱落的时间。通过选择冷冻胚胎移植，相当于是为胚胎创造了最佳的、健康的环境，而不是把他们置于受损的环境中。

当然，与新鲜胚胎移植相比，冷冻胚胎移植发生先兆子痫和新生儿死亡的概率也更高。然而，目前尚无重度子痫前期的危险，并且新生儿死亡率的差异也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因此，对这两种不良后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控烟：任重道远

近日，上海市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等在《胸部肿瘤学杂志》发表综述，阐述中国的控烟之路，为临床肺癌医生提供中国吸烟人口的发展趋势、肺癌在中国的流行趋势、中国独特而复杂的烟草工业模式对中国控烟带来的障碍等信息。（J Thorac Oncol.8月3日在线版）

文章指出，尽管很多研究的数据并不全面，但我国吸烟人口流行趋势及其与肺癌发生之间的关系有几点是明确的：（1）半数以上男性经常吸烟；（2）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00万；（3）中国每年有50万新诊断肺癌患者；（4）在中国，二手烟是一大问题，导致了肺癌患者中女性患者也占有较高的比例，其中，多数女性并不吸烟；（5）校正年龄和性别后，中国肺癌患者发生率与西方国家一样高甚至更高；（6）与西方国家相比，所患肺癌的类型出现了从鳞癌向腺癌的偏移。

展望未来，中国烟草控制措施正在加强，但仍相对薄弱。

不“婚”有害：

单身可增加2倍女性卒中风险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陈纪春、陈沛等对8千余人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各种单身，包括到适婚年龄的未婚、离异、分居冷战以及不幸丧偶，均会增加女性卒中罹患风险，而非男性。（中国循环杂志, 2016, 31Suppl1: 3.）

研究显示，与已婚女性相比，各种单身会增加女性2.15倍卒中罹患风险，而在校正多种危险因素后，风险依旧。而男性则不然，婚姻状况与卒中患病风险无关。

风险的增加也许是因为孤独，或许因为其他。有研究显示，孤独可以增加29%的心血管病风险。也许女性对孤独和压力更为敏感，从而风险更高。

此外，很多研究都表明，结婚会让心血管更健康。比如，一项纳入350余万人的研究显示，已婚人士比单身汉心血管病风险降低了5%；尤其对于50岁以下男女双方，获益更为明显，可降低12%的心血管罹患风险。而与已婚者相比，鳏寡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3%，离婚者则更高达5%。

结婚后夫妻不合，所引起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与吸烟、胆固醇高、血压高等因素一样危险。

美国心脏学会曾发表一项科学声明，强调关注社会因素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就婚姻与家庭角度而言，美好的婚姻看来是剂良药。

欧洲心血管病2016年流行病学数据更新

心血管病所致死亡占欧洲近半数

近日，欧洲心脏网络和欧洲心脏病学会联合更新了欧洲心血管病（CVD）2016年流行病学数据，包括死亡率、疾病负担、发病率和治疗情况等。（Eur J Epidemiol.8月14日在线版）

CVD仍是欧洲最常见死亡原因，占所有死亡的45%，女性死亡的49%和男性死亡的40%（图1）。每年仍有400万人因CVD死亡，其中140万人死于75岁前。CVD疾病负担不只包括死亡率，该报告首次提供了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和患病数据，东欧国家DALY更高。欧洲社会调查收集了是否遭受心脏和循环疾病的个人数据，再次证实不同国家间患病率的不同。

住院率的提高表明，卫生系统中心血管病负担增加。不同国家出院率的不同可能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及效率相关。不同国家间CVD随访时间长短不同，除了患者的临床需要，这可能也反映了不同国家间临床治疗和支付系统不同。

为鼓励缩短平均住院天数，许多国家开始更多采用微创手术，提高护理、诊断、治疗和随访之间的配合。

一人抑郁  波及三代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上两代均有抑郁患者的个体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最高。（JAMA Psychiatry.  8月10日在线版）

该研究纳入1982-2015年的251例第三代个体，平均年龄18岁，研究者对其平均进行了2次随访；针对其父母（第二代），研究者进行了平均4.6次随访。最后由62个家庭进入最终研究。

探讨两代之间的遗传风险时，相比于父母未患抑郁的个体，父母中有人患抑郁的个体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升高1倍以上；破坏性疾病的风险升高70%；物质依赖的风险升高近2倍；自杀观念及表示的风险升高1.44倍；总体功能水平较低。

探讨三代之间的遗传风险时，同时拥有至少一名抑郁父母或抑郁（外）祖父母的个体中，71.1%罹患至少一种障碍；相比于非抑郁父母的子女，抑郁父母的子女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升高1.7倍，任何心境障碍风险升高近2倍，其他障碍风险也有不同程度的升高。然而若（外）祖父母未罹患抑郁，相比于非抑郁父母的子女，抑郁父母的子女的总体功能水平较差，但罹患任何上述精神障碍的风险均无显著升高。

研究者指出，抑郁风险是否能传递两代以上，人们了解很少。该研究有助于找到“高危中的高危”个体，进而开展早期干预，最终改善转归。同时，上两代均有抑郁患者这一高危人群，可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有望成为抑郁生物标记物研究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