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击阿片类药品的泛滥，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0月26日宣布美全国正式进入为期三个月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是继2009年爆发甲型H1N1流感后，美国再次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的实施对美国社会滥用阿片类药物确实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对药物滥用必将警钟长鸣。但是，这一风波在我国业内激起的涟漪并没有消失，大家普遍关心的是，“美国‘感冒’了，我们怎么办”？

实际上，与国外阿片类药物滥用严重相比，我国阿片类药物的人均用量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非常多的患者在面对疼痛时全靠“忍”。为全面了解及对比国内外阿片类药物的供应、消费及应用情况，《医师报》特刊登陆军总医院刘端祺教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秘书长田卫星教授、副秘书长段炼教授联合撰写的文章。

震惊：全球人口5%的美国消耗80%的阿片类药物

2016年，阿片类镇痛剂使用已超过每百万居民每日10000统计限定日剂量国家为：美国（46090）、加拿大（30570）、澳大利亚（21279）和某些西欧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处方药滥用现象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美国，由于多年来对非癌性疼痛治疗的管控过于宽松，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竟然消耗了占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美国打击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委员会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5年美国人均使用阿片药物的时间为17.4天，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目前累计的阿片药物依赖者达200万，仅2016年需入院治疗者就有约130万，美国财政因此每年要损失大约785亿美元。阿片药物滥用导致数以千万计的美国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下降，造成的危害和死亡“不亚于一场战争”。

中国人均消费麻醉药品排名列89位，每百万居民每日10000统计限定日剂量仅为230，勉强超过麻管局设定“不足的消费量200”的剂量。

全球每年有550万名晚期癌症患者、100万名晚期艾滋病患者和80万名因意外事故等患者饱受中重度疼痛之苦但却根本得不到治疗或充分治疗。世界姑息治疗联盟表示，全世界每年至少有1亿人受益于姑息缓和治疗，而在需要治疗的人中能够获得治疗的人却不足8%。

国情：世界20%的人口消耗4%的阿片类药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原卫生部推动下，癌痛治疗三阶梯的方法引进到中国，促进中国市场各种阿片类药物使用，即释的吗啡针、片、口服液、栓剂、透皮贴剂、缓控释制剂都有。同时，已经在国际上临床广泛使用的羟考酮、芬太尼、曲马多、丁丙诺啡和氢吗啡酮等强效镇痛药得到了CFDA批准进口或生产。

2000年，中国医疗吗啡使用量只有211千克，2016年达到了1600千克，增长了7.5倍。同期相比，2000年全球吗啡消耗量23.7吨，2016年全球吗啡消耗量39.6吨，增长不到一倍。中国约占世界20%的人口，而2016年医用吗啡消耗量仅为全球的4%。2016年中国在癌痛及慢性疼痛治疗方面阿片类药物销售额仅为15亿元，全国普通药品销售将近两万亿元，阿片类镇痛药才占了0.075%。

我国麻醉药品使用非常不足，姑息缓和治疗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近400万，因癌症死亡者达250万，四分之三的晚期肿瘤患者伴随疼痛，其中90%的疼痛级别为中度至重度，需要阿片类药物进行治疗。我国麻醉性止痛药极低的使用量说明，仍有大量癌痛患者未能得到足够的止痛治疗，合理推广和使用阿片类药物解除癌痛患者的痛苦，任重而道远。

在美国宣布紧急状态后不久，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即在外交部例会上表示：我国对阿片类物质的管控超过联合国公约列管种类，尚无阿片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禁毒公约和本国法律框架内，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积极开展合作。这是我国官方就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作出的正式表态，反映了我国政府对阿片药物使用情况的基本估计。

国际麻管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阿片药物的使用量在有统计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尽管已经由上世纪80年代的倒数第几名，迅速提高到第八十名左右，但就整体而言，在全球仍然处于用量较低的水平。我国占世界20%的人口只消耗了占世界4%左右的阿片类药物，人均用量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疼痛患者尤其是癌症患者没有充分止痛，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美国“预警”：

中国要谨慎但不能因噎废食

美国出现的状况在全球也没有普遍意义。国际麻管局称，目前全球仍有大约5.5亿人在获取可待因或吗啡等含有麻醉药品的药物方面机会有限或苦无门路，从而使得全世界75％的人口得不到适当的疼痛舒缓治疗。尽管本世纪开始以来镇痛药的全球用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是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人仍然得不到足量的疼痛缓解药物。其实，即使在欧洲这样阿片药物使用较多的地区，同样有肿瘤患者止痛不充分的状况。意大利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26例肿瘤患者中，有高达33%的患者镇痛不充分；其中41%中重度癌痛患者未使用过阿片类药物，20%的重度癌痛患者未使用过任何镇痛药物。

美国的教训可以起一种“预警”的作用，提示在将阿片药物用于非癌性疼痛时要格外谨慎。但不要将我国出现的极为个别的偶发案件，夸大为已经形成的流弊；不要将美国对非癌性疼痛治疗的限制举措移植到我国对癌痛患者止痛的管理，使目前我国尚处于比较脆弱的癌痛管理工作倒退。

实际上，我国一直没有放松过对阿片类药物的监控。2005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以来，对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全环节均实行统一严格的管制措施，从生产到使用实行全程管制，不断提升对医疗用药品的监测能力。对有可能直接接触到阿片药物的医生、护士、药师等相关人员，从来没有放松过职业操守的教育，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各级医疗单位的监督检查。严防开人情方，严防滥用，对极个别违反犯罪事件及时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2016年全国共采集药物滥用监测调查表27.6万份，监测数据报告单位包括强制隔离戒毒机构、禁毒执法机构、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自愿戒毒机构、社区戒毒机构、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所得结论为：我国医疗用药品滥用大约占全部监测数据的4.0%，稳定在较低水平，药物滥用形势总体可控。

即使在美国，尽管2007年—2013年，癌痛治疗不充分的情况下降了约25%，但是仍有三分之一的癌痛患者的疼痛未得到合理治疗。美国的医生们普遍缺乏癌痛管理的培训，在培训医生时也存在杯弓蛇影的心理，最后往往把关注点侧重于鉴别异常的觅药行为和非癌性疼痛管理。这种培训与教育医生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癌痛的目的大相径庭。也就是说，美国的问题是不该用药的人过度使用，应该用药的癌痛患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问题；是“旱涝不均，宽严失衡”的管理不当问题。不应归咎于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更不应归咎于正常开具处方的医生和迫切需要止痛治疗的患者。

结语

美国感冒了，我们正确的做法是戴个口罩防范一下就是了，跟着咳嗽则大可不必，更没有必要按美国的方子抓药。多年来，我们坚持的理念是：让阿片类药物“管得住，用得上，用得好”，使成千上万的患者从中受益，也没有出现太多的流弊，其功至伟，其善大焉。美国走了弯路，我们可以以此为鉴，把路走直些，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些，不能动摇，更不能停步。相信我国的医药学工作者，完全可以心无旁骛坚定地走出一条体现中国阿片类药物使用管理特色的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