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刚刚建成的雷神山医院，有时还能听到外面机器的轰鸣声。在一片喧闹的环境中，电话突然响起，那头通知说，5分钟后，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即将到来。

“我是肯定要来武汉的”

接到电话的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员蒋捍东教授彼时已经全副武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这位曾经经历过SARS的老兵在接到援鄂通知时，心中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是肯定要来的，既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又是科室主任，已经做好了随时听命上战场的准备。”

尽管之前已经从同行及媒体那里了解到了武汉的部分情况，但当真正看到武汉的情景时，他仍是吃了一惊。空荡荡的机场，空荡荡的街道，除了来迎接的人员，很少能看到其他无关人员出现在街道上，压力感陡然而生。

当时的雷神山医院边建边收治患者，面对一个医疗设备未到位、信息操作系统需调试、甚至病床上的床单、被褥都没有的病区。在上海仁济医院张继东副院长的带领下，他们验收病房，自己运输部分设备，拆包装、安装、调试，做保洁工作，只为了能尽快“开张”。经过紧张的筹备，ICU于在96小时后“营业”，蒋捍东担任新落成的ICU病区科主任。

病毒来了，我们上

病区迎来的第一位“客人”便是一位气管插管患者，氧饱和度非常低。他们迅速为患者“上”了呼吸机，患者情况逐渐缓解。还有一个患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钱”，他是一位50多岁的武汉人，住在15床。这位患者的救治经历可谓一波三折。蒋捍东教授介绍，在行气管插管后，他感染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菌种——耐碳青霉烯的肺炎克雷伯菌。“这种情况非常难治！”他也在心底为患者捏了一把汗。

“当时大家每天都讨论这位患者救治方案，后来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这位患者终于渡过了呼吸机抢救、感染等生死攸关的难关。后来还上了体外膜肺氧合（ECMO），成功脱机康复。”不久前，患者还发来了感谢视频，并展示了自己的康复情况，这让蒋捍东教授倍感欣慰，“可以说，他见证了我们在雷神山医院ICU的工作。”

作为病区主任，蒋捍东教授一直将“降低患者死亡率、提高治疗成功率、救治成功更多的患者”视为目标。为此，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我们的团队是当时整建制带过去的，各个科室的医生都有，后来我们把各科室医生混编，甚至还根据医师的专业组建了护心组、护肝组、护肾组、插管组等治疗小组，从各科室角度一同来诊治新冠肺炎。”通过多学科会诊，提高新冠肺炎的救治能力。

在治疗过程中，他们通过早期上呼吸机、及时给患者做俯卧位通气，给危重患者上ECMO等方法，逐渐提高了新冠肺炎救治成功率。“我们每天早晨都有针对特殊患者的病例讨论会，通过共同探讨后，制定出一种更加成熟的综合治疗方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专家远程治疗方案的及时反馈以及后来到达的仁济医院ECMO团队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此次武汉之战，将成为蒋捍东教授永远难忘的一段经历。他说：“去了武汉以后，大家都相互称战友，尽管我们不是军人，但这份战友情是真真切切的。”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治病救人，这是所有医护人员冒着生死的危险奔赴的一场战斗。蒋捍东教授这样说道，“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不论何时，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一定会上前线。”正如张伯礼院士曾哽咽着说过的一句话，“战争来了，将士们上。病毒来了，我们上”。医者在这一刻也是战士。

“在武汉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有医生说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但是我们没能去成。”他说，如果有时间，想去看看工作过的雷神山医院现在是什么模样，住过的宾馆变成了什么样子，还没看成的武大樱花，不知道经历过这场疫情后是否格外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