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我于2020年2月9日奔赴武汉被任命为4000余人的解放军支援湖北医疗队专家组组长，4月16日撤离。以75岁高龄亲身在抗疫一线奋战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也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第一手实践经验。

二十年前，我亲身经历了2003年抗击SARS，近三年来更是从未间断对疫情关注与深入学习。作为一名在呼吸道感染与呼吸衰竭方面有建树的医生，疫情期间先后在各种专业杂志报刊、学术平台上发表了近50篇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的文章，其中许多观点带有预见性。以下介绍10项与传统观点有差别的一己之见。

第一，疾病名称——重回三年前最初命名。2020年2月8日，“新冠”尚无正式命名，我率先正式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非肺炎，与三年后官方修改后病名只字不差。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大部分患者并没有肺炎，甚至无任何临床症状，且该病累及呼吸道以外多个器官系统，称疾病、综合征都没问题，称肺炎显然不合适。

疫情发现早期称“不明原因肺炎”可以理解，但随疾病全貌已完全清楚就不应再称“肺炎”，尤其是学术刊物。

第二，“方舱”医院。“方舱”医院是收治单一传染病种的初级病房。我从疫情初期就强调，“方舱”只能用来收容有病原学确诊的患者，不能混入一例疑似者，同时也要排除流感等其他传染病。

无可否定，“方舱”医院在“动态清零”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成本、人力消耗也是巨大的，也给需要护理的患者带来不便。随2022年底疫情大流行而难以为继，现存“方舱”医院将来如何重新利用值得探讨。

第三，疫情真的是始发于武汉吗？早在2020年3月14日发表的军队专家共识第二版中就已郑重指出，“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病究竟起源于何处，是在何时、何地、经由何种动物（或其他途径）最先传给人的并没有确定。”暗指武汉疫情不能排除是输入的。

2020年7月15日，受到北京新发地疫情来源的启发，我在《医师报》中已提到“当初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与其传播方式非常类似，也就是不能排除来自国外冷冻链的输入，而并非是什么“穿山甲”。”

第四，关于抗病毒药。我在2020年2月8日发表的首篇文章中就曾强调，重症新冠治疗在当时应以支持疗法为主，不能对抗病毒药物抱有过高期望，更不能只要体外见到活性就拿来用，甚至要写进国家“方案”。我反复强调，应用抗病毒药一定要慎重，在没有看到确实有效的证据之前尽量选择低剂量，尽量避免联合应用。在疫情最初二年内，新抗病毒药出现之前，抗病毒治疗基本上是失败的。

第五，关于疫情的转归。在2020年初，许多专家曾预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会像SARS一样在不长时间内消失，甚至有专家说，因采取了空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可能比SARS流行时间(半年左右)还要短

我在2020年2月的观点是:对上述短期内结束的看法拿不出充分反对理由，但认为真实情况很难预期，也可能存在该病毒变异后，致病能力进一步减轻 (相对于SARS、MERS) ，但仍保持一定的传播能力，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但其危害性随之大大减弱。而这一观点与三年后今天的现状相似。

第六，如何正确分类无症状感染者。有无症状是相对的，无症状感染者与国家方案中“轻症”感染者很难严格区分，特别是主要累及上呼吸道的奥密克我成为主要流行株以来，无症状感染者迅速增加。我认为无症状感染者实际上应分为三大类：尚处于潜伏期的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抗体阳性者及同样无症状但抗体阴性者。同是无症状抗体阳性与阴性者在传染性等方面有何区别，值得深入研究。

第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真的有季节依赖性吗?在2020年秋，冬季即将到来之际，几乎所有权威专家在公开发布的观点中都预言，我国无可避免即将迎来如同武汉那样的第二波疫情大流行。我虽然不是流行病学专家，却不顾后果地斗胆在经典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反的意见与预言，结果证明完全正确。因为我看到，先于我们进入冬季的南半球，并没看到疫情加重。低温只能增加病毒存活时间，并没增加传染性。疫情加剧与否，主要取决传染源是否控制，而当时我们己作到了“动态清零”。

第八，关于病毒变异与人工免疫。在德尔塔毒株尚未出现之前，我对人工免疫充满信心，也是大力提倡者之一。甚至发表了“接种疫苗与病毒变异是一场生死时速的对决，在这场竞赛中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不能输也输不起”的相关言论，但随着变异株的出现，我警惕到病毒变异会导致免疫逃逸，及时调整观点，并公开承认单靠接种疫苗达到全民免疫几乎是“天方夜谭”。当奥密克戎已经在国外出现，但尚未在我国发现之时，我认识到“人工群体免疫会更加遥远、更加渺茫”。也提醒国人不要期望打了二针甚至三针疫苗，就高枕无忧了”接，种过疫苗者同样要注意预防、隔离。这一观点在2022年上海的大规模流行得以证明。

第九，个体差异最大的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我50余年临床经历中遭遇的个体差别最大的疾病，真正需要“一例一案”。同疾病轻至无症状感染，重至数日内死亡；同是年轻人多数病情较轻，但也有个别表现为突发，短期内进入危重阶段，且这些病例并不都是平素体弱多病者。

与SARS不同，该病多数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并不发生在疾病之初，最多见于发病3～10天，也有极个别者在20～30天病程中会有二次加重。

第十，关于长新冠、后遗症与患病后“肺纤维化”。我参加过武汉疫情之初，数例最早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的尸检病理讨论会，印象极深。疾病侵犯肺、中枢神经、心脏、消化、肾脏特别是淋巴免疫系统，所以病后会留下肺内外后遗症是不足奇怪的，但要强调的是:以上病理改变只见于重症死亡病例。

无论是长新冠、后遗症还是肺纤维化，都应在严格、统一的定义下讨论。在定义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做到的一条是要完全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外的各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