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宋箐 通讯员 王燕芳）4月23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防盲治盲办公室副主任黄文勇教授领队的11人医疗队，跨越3000多公里奔赴西藏林芝米林县区；

7月3日，广东省防盲技术指导组办公室主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王德才教授团队登上开往青海德令哈市的“健康快车”，开启为期3个月的征途；

8月2日，由广东省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梁小玲教授，黄文勇教授等组成的14人“光明行”眼科医疗队第11年第12次走进青海玉树；

8月9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简称中山眼科）的医疗队成员在院长林浩添教授的亲自带领下远赴新疆塔县……

“到患者需要的地方去，到边远地区去，面向千千万万群众防治眼病。”自20世纪40~50年代中山眼科创始人陈耀真、毛文书教授为我国的防盲治盲工作开创先河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山眼科人“走出医院大门，送医到苦难的群众中去”，用坚实的脚步丈量大地，用实际行动构筑起医者仁心代代相传的群像。

中山眼科防盲治盲团队

初心引领丨把光明带给黑暗中的人们

中山眼科防盲治盲办公室（简称防盲办）里，一张张来自20世纪50~80年代的老照片，从高处一镜留存下了当时眼科医疗队开展防盲治盲工作的一幕幕。那些久远日子里的黑白影像似乎穿越时光，向我们缓缓走来。那时乡下没有手术床，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带领的医疗队因陋就简，铺块木板、摊张苇席，就开始为患者施行白内障复明手术；晚上没有灯，医疗队就点亮马灯、打着手电筒为患者施行手术；没有汽车，医疗队就用牛车、自行车驮着医疗器械下乡为患者诊疗。到80年代，中山眼科医疗队的足迹遍布了西北、西南、华东、华南，为汉、回、羌、藏、黎、壮等各民族同胞防盲治盲。

李绍珍院士（我国眼科界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从50年代起就随着毛文书教授下乡开展防盲治盲工作，她的足迹踏遍南粤大地的工矿和农村。梁小玲至今仍然深刻记得，80年代她刚参加工作的那会，跟随着李绍珍教授到广东新会农村查盲治盲的经历，“我们一个一个村落走访，一个个家门拍响，去寻找那些因为失明终日躲在家里的盲人。”

“那时的盲人，没学过盲文，出行也没有盲道，只能待在家里，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一些人还会觉得自己没用，活着是个累赘拖累人，整天自杀想死。能再一次看得见，于他们而言是重获新生。”梁小玲说。

一名广东云浮云安县的留守老人因白内障几乎失明，平时生活不能自理，每天都过得无比煎熬。好在每日有邻居们送饭，勉强能够生活下去。2009年，中山眼科医疗队来到这里义诊，给这位老人进行了手术。“我们后来随访时，老人告诉我们，他眼睛恢复得很好，现在每天除了照顾自己，还能给邻居们看孩子，看家畜。”老人讲述的声音中透着一股轻快，这让参加义诊活动的王德才倍感欣慰，“生活重新充满希望，日子就有了盼头。”

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山眼科人开展防盲治盲的形式也在发生改变。此时在新疆塔县的黄文勇正开着“5G智能眼科巡诊车”，驶过高原湖泊，不断攀越雪山，为当地的居民做眼病筛查。“当地没有眼科手术的条件，我们就带着设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从艰苦奋斗的时代走来，在历代院长的带领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山眼科人“面向千千万万群众防治眼病”的初心历经岁月洗礼愈发坚定。

授人以渔丨留下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这20多年来，我在重复做三件事：一是看病；二是培训基层医生；三是做研究。”2001年，刚博士毕业的黄文勇以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会和其他医生一样，在医院里给患者看病、做手术、做研究，但后来他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基层。

波密县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下辖的一个县，地处念青唐古拉山东段和喜马拉雅山东端，中部分布着帕隆藏布河谷和易贡藏布河谷，几乎在群山环抱之中。在这么自然的环境下学习，这里的学生还会近视吗？几年前，带着这样的疑问，黄文勇和团队来到了波密县，经过对全县两三千名学生进行筛查，他们发现其中20%～30%的学生患有近视，其中只有不到5%的学生拥有眼镜。调查结果显示地广人稀、视光服务匮乏、配镜不方便是学生没有眼镜的最主要原因。

在黄文勇的发动下，“看清黑板·梦想未来”青少年眼视光慈善项目落地西藏（包括林芝、昌都），给学生们免费验光配镜。“戴上眼镜后，这群原来近视却没有眼镜的学生们，成绩平均水平提升了10%。” 黄文勇很庆幸能有这一发现，“这个涨幅是很可观的，对于将要高考的近视学生来说，或许能改变人生。” 如今，这个防盲模式推广到了新疆、江西、云南、贵州等地，迄今累计筛查11万老少边穷地区学生，赠送眼镜11000多副。据了解，该项目还获得了2023年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

2011年，王德才的博士生导师何明光教授对他说：“个人能帮助的患者有限，如果能培训更多的医生去帮助患者，那么你教会的医生，就可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于是，王德才走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基层。这10多年来，他深入基层，致力于把技术留在当地、将理念传给当地医生，提升当地医疗队伍水平。他说：“要多给基层患者一些机会。”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梁凌毅教授从原防盲办主任梁小玲手上接下了传承的火炬，“防盲办是一个很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部门。义诊之外，防盲办更是将医生培训作为突破点。” 自1983年中山眼科防盲治盲办公室成立后，医疗队深入到广东各县市、乡镇农村，并逐渐辐射到新疆喀什、西藏林芝、云南凤庆等地，开展查盲治盲、眼病流行病学调查、培训基层眼科医生等，近年更与国家的医疗扶贫、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援外医疗工作紧密结合。长久以来，防盲办都在主动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服务国家的社会需求。

“开展‘发展式扶贫’，才能为基层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梁小玲补充说，“培养出来的医生们就像颗颗‘星火’，终可燎原。”

薪火相传丨从前辈们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当历史抵达新时代，一边是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新技术、新方法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眼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另一边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

“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致盲眼病，如今除传统的屈光不正和白内障这些可逆性致盲眼病之外，干眼症、青光眼、眼底病等不可逆致盲性眼病，才是眼科疾病诊疗的重点。” 梁小玲表示，防盲治盲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变迁，当前更加强调“人人享有眼健康”，强调“未病”先防。

“因此，围绕这些新内容和新方向，在进一步发展时我们要把握好变与不变，懂得怎样继承和创新。”梁凌毅也在思考，科室传承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以及要怎样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

“不要只做转诊医生。”在梁凌毅年少时，她的老师教导她，“遇到不会的病例，不能只是把患者转诊给其他会的医生。”在这种教导理念下成长起来的梁凌毅，碰到从未接触过的疑难罕见病，一方面会带着患者去找她的老师，从而学习怎么处理这个疾病。另一方面，她会去查书查文献，或者去问其他懂的医生，直到搞清楚搞懂。“依然不会的，就要开展科学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陈家祺教授、刘奕志教授等老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临床，要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做研究，要不唯上、不唯书。”这也是梁凌毅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看到的品质。“一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在每一个患者的诊疗中，都能有自己的思考和成长；二是解决问题的愿望，也就是好奇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可能会遇到第一次无法下诊断的情形，这时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

“简而言之，新时代下我们想要的人才——既是一名有同理心、慈悲心的好医生；也是一名能担起教书育人责任的好老师；还是一名以患者需求为导向开展研究的研究者。”梁凌毅说。

“我们一定要重视传承，保护好科室发展生生不息的根脉。科室文化是前人智慧的积淀，要是这些文化底蕴毁掉了，科室就失去了生命力。”梁小玲强调，年轻医生的培养还要与医院的发展、时代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