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教授：我非常幸运，在读博士的时候，能够跟随瑞金医院的王继光教授，他是我的博士生导师。2009年，我博士一年级第一次随王继光老师出国做学术发言。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我记得是那年我们是去了意大利米兰的欧洲高血压年会。我精心准备了发言，但是在回答问题的环节，有一位欧洲的教授问的问题我因为他的口音和自己的紧张，我没有完全听懂，我就又汇报了一遍我的主要发现，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下台后，王老师没有批评我，但是他和我说了一个怎样“做学问”的故事。

他说，以前欧美的学者，做了毕生的学问，然后可能会受到类似欧洲高血压学会这样的学会邀请，请他来欧洲的某个国家开一次学术会议。这个学者可能会提前2周开始从美国坐船，然后在海上度过14天，到达这个城市，在全世界所有同行专家面前用投影的幻灯讲述15分钟左右的研究内容，然后回答2~3个问题，然后再做14天的轮船回去。虽然这些学者经历了1个月的长途跋涉，但是他们的内心有很满足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该领域中最好的学者面前做了这个报告，展示了自己长时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还有2~3个感兴趣的学者提出了问题，证明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吸引力。

这就是过去的学者是如何“做学问”的故事。只有真正热爱，才会尽善尽美，做到最好，不留遗憾，这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态度。我听完之后，深深感到自责，之后在很多场合我都会分享这个故事，也在我的每一次研究和每一次报告中，尽量做到热爱与尽责。

还有一次，我和王继光老师讨论一篇文章的分析结果，我做了一张草图，非常粗糙的那种，里面有一个单词还拼写错了。王老师看了之后，也没有批评我，他又和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早年他在阜外医院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师从刘力生教授，当时大家投稿英文文章还不能通过电子邮件，还需要把纸质版本打印出来，然后自己敲上钉子，邮寄到国外的杂志社。

他和我说，他投稿第一篇纸质英文文章的时候，光敲钉子敲了14遍。刘力生教授对钉子是否在正位，是一个还是两个，两个钉子的对齐程度，钉子距离页边和页顶的位置，都要求很高。因为，当国外的编辑拿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不仅在看你研究的质量、论文的书写水平，还会看到这个小小的钉子是否规范、是否标准，而这些都可以体现出你这个研究团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水平。只有真正“做学问”的人，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细节都要做到如此的极致，因为这些学者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后来，我很多次都拿这个故事来教育我自己的研究生，一丝不苟，热爱尽责，做好自己的学问。

我想王老师口中的“做学问”，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常提到的“科学精神”，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再提这些的人可能更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科研诚信的问题这么严重。其实，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今时今日。

张毅教授：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思维很活跃，个人意识很强，不是像过去“画个饼”或者PUA一下就可以调动起来的。就像这届奥运会中中国健儿展现出来的那样，不像过去那种必须“苦大仇深”不惜代价的拼命才能为国家争得荣誉，相反，在他们这代人身上，我看到了一些我们所不熟悉的“松弛感”。因为热爱所以义无反顾，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你指挥他做的。这可能是他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优良的教育，并且有了一种“大国气质”，这是我们这代人学不到的。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就不去PUSH或者说教了。我只是装作无心的带领他们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查房的，怎么做手术的，怎么做研究的，怎么去国际会议上汇报成果的；告诉他们这个领域的天花板在哪儿，有什么是没有解决的；我们在做的能为人类知识的边界贡献点什么，能为未来的诊疗进步带来点什么。并且充分尊重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思维，少一点批判，多一点建议。这些00后90后学生，在真正进入到一个领域之后，结合他们的兴趣和快速的学习能力，往往能取得让我惊讶的成果。这是我在他们这代人中看到的中国充满前景的未来。

张毅教授：首先，我不认为人工智能或者物联网等技术能代替传统医学，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思维很开放的数字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医学教育，就像我第一个问题说的那样，是充满温度的。共情、同情、善良和帮助，这些能力和习惯很难通过冰冷的机器和人工智能传递给下一代医生。

但是，在医学知识的梳理与学习，手术和技术的模拟与操作，甚至是谈话技巧和领导力提升，未来的AR或者人工智能可以给医学生更多的帮助。但是，在人工智能拥有人性之前（也许永远也到不了那个奇点），我并不认为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一个医生对下一代医生的教育。这就像我不认为人工智能医生能代替我们医生一样，这可能是最后被突破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