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患病率高，危害大，不仅增加了孕期及围产期不良结局，产后长期也对母儿两代人带来深远影响，临床具有显著的“跨代效应”，因此备受业界关注。

妊娠期糖尿病的前世

人类对糖尿病的认识已超过3500年，但对孕期高血糖的认识不足200年。1824年，Bennewitz等报道了1例孕期高血糖患者，但未引起关注。近一个世纪后，Joslin等发现这种妊娠期出现的糖尿病存在产后缓解，再次妊娠会再次出现的现象。之后相关报道陆续出现，越来越受重视。

直到1964年，才诞生了全球第一个GDM诊断标准。此后近半个世纪，多达数十个大小机构改良了O′Sullivan的诊断标准，诞生了很多个不同的地方标准，但全球一直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均以孕妇产后发生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的界值作为诊断切点，未考虑孕期高血糖对围产期结局的影响。

不良结局不因妊娠终止而终止

孕期高血糖显著增加围产期不良结局，但这样的不良影响并不因妊娠终止而终止。

最新的关于GDM增加母儿两代人代谢相关疾病风险的研究是HAPO FUS研究，纳入HAPO研究中15个中心的10个中心4747名母亲及4834名子代，随访10~14年，平均11.4年。提示根据IADPSG标准诊断的GDM患者，产后10~14年52.2%发生糖代谢异常（包括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异常及T2DM），对照组这一比例为20.1%，糖尿病前期的优势比为3.44（95% CI 2.85~4.41），T2DM的优势比为5.44（95% CI 3.68~8.08）。

而且，产后母亲及子代糖脂代谢及肥胖结局也与母亲孕期血糖呈连续性线性相关，即母亲孕期血糖越高，产后母儿两代人发生糖脂代谢异常的可能性越大，子代肥胖的风险越高。提示宫内高糖环境，即使只是轻度升高的高糖环境，对母婴两代人的影响，也是长久深远的。

孕期血糖控制  改善围产期结局

良好的孕期血糖控制，可显著改善围产期结局。孕期也强调“五驾马车”，即医学营养治疗、适量运动、必要的药物干预、胎儿监测及患者教育。

药物首选胰岛素，结合孕期血糖特点制定胰岛素治疗方案，并根据孕周进展及时调整剂量，力求整个孕期血糖平稳达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口服降糖药孕期应用，主要是二甲双胍及格列苯脲，其中格列苯脲由于增加巨大儿及新生儿低血糖风险及子代长期安全性并不确定，已基本不再推荐。二甲双胍则越来越被认可，但我国药品监管局尚未批准二甲双胍孕期应用指征，必要时可在知情同意前提下谨慎应用。

无论哪种类型的孕期高血糖，孕期血糖目标均为空腹血糖＜5.3 mmol/L，餐后2 h血糖＜6.7 mmol/L。关注血糖达标的同时，避免发生低血糖，血糖＜4.0 mmol/L即需调整治疗方案，＜3.0 mmol/L则需立即纠正。

胎盘在妊娠糖尿病发病中起主要作用

为保证胎儿生长发育所需能量，母体会发生生理性胰岛素抵抗，与胎盘功能密切相关。这种抵抗从胎盘形成即出现，随孕周延长不断加重，孕24~28周快速增强，32~34周达高峰，胎盘娩出后逐渐消失。

正常孕妇孕期胰岛素敏感性下降50%~60%，孕晚期最重，同时胰岛β细胞代偿性胰岛素分泌增加以维持正常血糖。如胰岛素抵抗更重和（或）胰岛β细胞无法代偿，则发生GDM。孕期空腹血糖多低于非孕期，但进食后血糖升高幅度显著高于非孕期，血糖水平也随胎盘功能变化不断变化。

对应用胰岛素的患者，大约孕16周之后，胰岛素剂量需随孕周进展不断增加，32~36周胰岛素需要量达高峰，36周后维持平台期或稍下降。

因此，孕期血糖控制需结合孕周及与胎盘功能对应的血糖特点，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而且，胎盘不仅分泌许多细胞因子、脂肪因子及炎症因子，还表达这些因子的受体，参与GDM发生。

生命早期宫内不良环境暴露，显著增加母儿两代人未来代谢相关疾病风险。如何改善这两代人的预后，也是未来要面对的长久课题。总之，人类对于GDM的认识，起步不久，尚任重道远。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减少GDM患病率、减少围产期不良结局、减少产后T2DM转归率，切断“跨代效应”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