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医师报》529期3版刊发了甘肃省武威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吕岩医生因绩效考核不达标被连续扣发8个月工资的新闻，收到热烈反响。随后，《医师报》又深入了解全国各省市综合医院儿科的发展情况，发现与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超负荷运转的情况相比，多数省市的二级综合医院儿科面临着规模萎缩、人才流失、病源减少等窘况,本应承担儿科主要就诊量的广大二级医院儿科，仅收治了约占20%的患儿，而儿童专科医院和三级医院却收治了绝大部分的患儿，就诊量成“倒金字塔”的结构。为了解决儿科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儿科发展冷热不均的矛盾，2016年5月1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委曾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意见的通知》（简称《通知》），除了要求提高儿科医生待遇、扩大儿科医生人才供给之外，对于核心矛盾“儿科如何发展”的问题也指明了一条道路：推动形成儿童医疗服务网络和优质儿童医疗资源下沉。由此，北京、上海、河南等地纷纷成立儿科医联体，这一举措能否一举改变综合医院儿科依靠“输血”生存的尴尬局面？

“兜不住底”的基层

病源被“虹吸” 人才被挖走

《医师报》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目前仍只有两家三甲儿童专科医院，即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两家医院均超负荷运转。与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门诊前熙熙攘攘堪比春运一般的人潮相比，不少二级医院如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北京市石景山医院、北京丰台医院的儿科门诊前冷冷清清，单日门诊不足40人次。为此，有部分二级医院干脆取消了儿科门诊，缩减儿科床位。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北京两大儿童专科医院的虹吸效应十分明显，两家医院的年门急诊量500多万人次，吸纳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大量病源，而越是靠近两家医院的综合医院儿科，发展就越是萎缩，所以医院干脆取消了儿科。

儿科发展的困境不仅仅是北京，其他省市情况同样如此。南京市中心医院和南京红十字医院，均是二级综合医院，但和《医师报》报道的武威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样，都只有1名儿科医生坚守。南京市红十字医院儿科王建安无奈地说：“门诊一天有十几个患儿，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这里有儿科。几年前还有3个医生，但现在走的走，退的退，就剩我一个了。”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刘海螺说：“虽然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处理儿科常见病和多发病，但是即使是感冒发烧，大部分家长也都喜欢去大医院或儿童专科医院，我们医院儿科的接诊量比较低，高峰期每天能有七八十个病号，平时也就三四十人。”

郑州某医院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儿科医生告诉记者：“由于儿科风险大、挣钱少、投诉多，我们医院儿科每年引进来的两三个医生，干不了多久要么转岗，要么跳槽，根本留不住人。我们科一名骨干医生刚晋升副主任医师，就被南方的一家医院高薪挖走了。”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

由上海交大医学院儿科系牵头完成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2011—2014年期间，上海市共流失269名儿科医生，流失率为11.6%。流失占比最高的是综合性医院，其次是基层医疗机构。对此，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锟说：“各地兴建专科医院、多点执业、社会资本办医、互联网+医疗相关企业，这都对儿童健康保障网络的建设形成冲击。其中，尤以新建儿童专科医院的虹吸效应为重。”

孙锟院长说，更让人担忧的是，有些机构不仅从综合性医院挖墙脚，还把目光盯向妇幼保健院和基层医院。如果基层的儿科医生资源都被挖走了，这会导致原本薄弱的综合医院儿科服务能力持续下降，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提高儿科待遇  不能“拆东墙补西墙”

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在上海、天津、福建、江西等7个省（区、市）开展的儿科资源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是同一医院非儿科医生的1.68倍，收入却只有其他科室的46%。因此，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使儿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水平，这是《通知》中明确提出的重点内容。

《医师报》529期报道中显示，武威市第二医院吕岩医生所在儿科并入到肾内科后，肾内科的奖金被用来弥补儿科的工资，如此“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引发了更大的科室矛盾。对此，北京儿童医院倪鑫院长认为：“儿科医生的收入增长不能损害其他科室利益。提高儿科待遇，要通过物价调整，保证医生的劳动价格与价值相符；要通过内部绩效考核分配机制，保证医生拿到应得的收入；还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突破工资总额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儿科医生的劳动价值和专业尊严。”

嘉兴市中医院儿科主任刘秋海表示：“我老是形容儿科像卖针头线脑，小打小闹，因为用药量少，化验检查这些也少。必须要得到医院和政府财政的支持，来保证儿科医生正常的待遇。”2017年五月初，浙江省全面调整了儿科门诊、住院诊查费的标准。其中，儿科门诊诊查费每次加收10元，住院每天加收10元。在一般检查治疗、临床手术类等项目上，六周岁和六周岁以下的儿童在原价格上加收30%。调整后的价格也都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孙锟院长认为，要摆脱儿科医生“累、穷、险”的恶性循环，提高儿科岗位吸引力是核心。落实到具体举措上，就是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推行薪酬体制改革，并研究提升儿科相关医疗服务收费价格。这些内容，在《通知》中都有重点体现，各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希望各地尽快明确操作“时间表”，并加强督查，督促落实。

主动“抱大腿”儿科医联体成“救命稻草”

在分级诊疗的模式中，三级医疗资源的合理分布应呈“金字塔”状，即基层医院应承担最重要的医疗服务内容。因此，改变当下儿科资源不合理的“倒金字塔”现象，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基层儿科建设，提升二级综合医院儿科的服务能力，让儿科常见病都能在基层解决，以缓解儿科发展冷热不均的现状。受人才培养周期的限制，在现有基层儿科服务能力难以大幅度提高的现实下，二级医院、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主动“抱大腿”，加入儿科医联体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南、四川、新疆、福建、湖南、青海等省市成立了儿科医联体。

上海的儿科医联体建设十分迅速，目前已经形成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为主体的五大区域儿科联合体，基本涵盖了上海市及周边地区的二、三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医院儿科的“输血+造血”探索出一条可行性道路。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医疗联合体为例，经1年多的实践，首批成员单位有41家、年门急诊量超300万人次，已有效覆盖上海东部地区一半以上的地域，逐步实现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好常见病。

郑州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介绍：“河南是人口大省，儿科医护资源总量吃紧且分布不均衡。作为河南省唯一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于2014年通过组建河南儿科医联体，上联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下联142家成员单位。河南儿科医联体成立后，把基层医院的儿科医生请上来参加免费培训，目前已经培训600多名儿科医生。同时开展对口帮扶，有针对性地专科帮建，通过义诊、远程会诊等形式送来诊疗服务，把河南省的儿科医护人员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让儿科医护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真正造福河南2300万儿童。”

2016年，郑州儿童医院共转运重症儿童4244人次，其中医联体成员单位占比61%，200公里之外患儿占62%，呼吸机支持下转运943人。淮阳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魏翠兰说：“加入河南儿科医联体后，我们遇到疑难病例患儿时，既可以远程会诊，也可以随时转诊到郑州儿童医院治疗，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患儿看病也更加便捷了。”

小结

总之，综合医院儿科不能仅近依靠医院和政府部门资金和政策扶持等“输血”办法来维持生存，我们更希望他们能自主“造血”良性循环发展。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儿科医联体抱团取暖的方式，改变既往儿科发展“冷热不均”的局面，通过资源共享区域融合发展，推动分级诊疗中儿科业务的协同发展，为儿童看病就医“上热、中温、下凉”的“虹吸效应”降降温，也让更多儿童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