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推进，在战争与和平两极之间，最后的血战、火拼更加激烈，流血和牺牲还在继续。国家广泛动员补充兵员，无数热血青年加入到战斗的行列，为行将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新中国而战。

陆莉娜教授

一、参军

  我出身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开明。

1949年5月，浙江金华解放。我的两个哥哥，相继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战士。

当时，我不满十三岁，却在进步思想和他们的影响下，毅然参与了这最后的战斗，接受残酷的战争洗礼。

我加入了陆军，成为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学员。学习三个月就分到了3兵团文工团。豆蔻年龄，个子太小，军衣上装穿在身上，简直就是一件裙子。但战争是无情的，对战士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二、解放大西南劫匪时的生死考验

我们文工团跟随刘、邓大军挥师解放西南，日夜兼程，于11月16日进驻重庆。从此，开始了我第一波的战斗——进入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剿匪。

有一次，我们在贵州深入匪区，匪徒的一发冷枪子弹与我擦身而过，这是我第一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战友们和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小姑娘人小命大，敌人的枪都打不中你，有你这个“小福星”，可以保佑咱们的安全。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刚刚擦着鬼门关走了一回。但在以后的战斗中，再遇到这种生死关头的危险，我心里也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好怕的，这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的精神，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战斗团队的精神财富。死亡的意义在于，它是与生俱来的人生终极。这颗擦身而过的子弹，是我宇宙观转化的第一声惊雷。它使一个13岁的苏州小姑娘，一下子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

三、朝鲜战争中血火纷飞的战斗洗礼

        1950年，我们大西南部队即将向西藏进军，拟实现理想中的西藏和平解放。6月25日，朝鲜半岛燃起战火，中国政府义无反顾地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搏斗。我们西南部队也有一部分迅速从重庆出发向东北进军准备入朝。

我当时已由3兵团文工团派去支援106团宣传队，该团已划归12军34师，我便被调到师文工团，参加了赴朝作战。

1951年3月23日，我们部队从辽宁省宽甸县境渡过鸭绿江，投入了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

这时，我已经成为直接上战场救死扶伤的34师救护队员和战地宣传员。在钢铁与炮火组合的现代立体战争中根本没有前方后方之分，生活在炮火覆盖的战场上，时刻都要准备着牺牲。战争不分男女，不管年龄，只有扛枪的战斗员在消灭敌人，以及不扛枪的救护人员在打扫战场抢救伤员。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目睹了一个一个、一批一批战友倒下，他们有的刚刚还在在欢呼战斗的胜利，有的在总结告捷的原因……但几分钟后，却变成一具具生离死别的残躯。牺牲已经让我把生死置之度外。

第五次战役后，战争的整体格局有所缓解，配合中、美、朝、韩的政治较量，战场进入胶着状态。表面的平静之下，突如其来的战斗因充满不确定性而更加危险。果然，一场迅即来临的肉体上的和心理上的考验正在悄悄向我走来。

1951年10月，持续一年之久的金城防御战全面展开。当时，我从师文工团队下到师教导队任文化教员。1952年6月25日，我正在坑道外和副队长张保坤等战友研究庆祝党的生日的文艺节目，敌人的飞机群突然俯冲而下。在密集的扫射中，我们的副队长张保坤和战友赵建正同志倒下了，我本能地去抢救他们时，突然感觉我的左手腕部被炸伤，只留下少许的皮肉吊着断手，我当时完全顾不上了，咬着牙用右手支撑着身体，艰难地移动着去拖副队长他们。这时，敌人的飞机又飞回来了，在疯狂地扫射中，我顿时觉得左腿一阵麻木，然后变没了知觉。

不知经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朝鲜人民军医院的病床上。经过野战医院紧急抢救之后，1952年8月，我被送回祖国，在嫩江二十七陆军医院治疗。

四、战残带给我的生命考验

        治疗养伤期间，我常常落入对往昔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之中。敌人的炮弹虽然没有炸死我，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题：我将选择怎样继续生活，而且必须活得足以告慰我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让我自己的生命能够向他们一样壮美！

我虽然参军已有三个年头，但也还只有16岁。年轻的我，经历了战火炼狱般的洗礼，与死神擦肩而过。当我在昏迷中被从战场上抬下来，在战地医院抢救，又到陆军医院继续治疗，面对死亡和伤残，生的本能让我警醒地意识到，首先要活着，无论如何都要坚强地、体面地活下去，绝不能让“二等残废”的帽子压垮了我生活的勇气。

上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人，都把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做为榜样。我当然也看过这本儿不朽的作品。幸运的是，我不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我还能像保尔一样为祖国而战。我觉得，自己就是保尔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我身边还有众多战友（如张保坤副队长）未能留下一个心愿、一点1美好的记忆、一句遗嘱，就在战场上告别了人生。记得每次打扫战场、抢救护伤员、掩埋死去战友的遗体时，看着他们有的遍体鳞伤、面目全非，有的瞪着大大的死不瞑目的眼睛，有的嘴里还含着敌人血迹斑斑的半只耳朵，心里就说不出是啥滋味儿。

最令我至死难忘的是，一位年轻的战友，在奄奄一息的诀别时刻，他枕在我的腿上，努力抬起头，用浓重的四川话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小妹妹，不要救我了……”言罢，他指了指身边的一件战利品——美国雨衣（至今我仍保留着），说：“如果可能，请在战后找到我妈妈，把这件旧雨衣交给她，当她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艰难地、时断时续地还没有来得及将最后的话说完，头一歪就撒手而去。风晨月夕，斗转星移，多少年过去了，这个短短瞬间所发生的一切，让我整整记了一辈子。那双无限期待的目光，象一颗风雨迷雾中的启明星，镂金错彩的光辉，如一注生命的温泉，一次又一次激荡着我灵魂深处的微尘和暗影，使我的心灵净化升华……

这些眼前脑后萦绕着的英魂，使我不致被轻易地击倒。我的生命已不属于我个人，我要为先我而去的战友活下去。要把他们对革命尚未了结的心愿和理想，作为我的心愿和理想。

当时最艰巨的现实任务就是战胜残疾。我是一个左撇子，写字取物都是用左手，我曾一度忧虑过，伤残将使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不能用我习惯的左手写字了。我的左腿伤势很重，伤口很久不能愈合封口，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蛆虫甚至在打着石膏的伤口周围蠢蠢蠕动，常因痛痒交加，刺激得我彻夜难眠。

我曾想过，在这种关口如能高声大叫，或许可以减轻钻心的痛楚。但我没有，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就用牙齿狠狠地咬嘴唇，不惜让鲜血涌流出来，如今想想还有些后怕。在养伤的荣军医院中，比我重的伤员是很有一些的。但是，像我一样年轻、伤残很重的女兵，的确是少有的。

有一次，部队首长来探望我们。他们走后，一个护士动情地对我说，她在送首长走时，隐约听到首长与警卫员说悄悄话：“小陆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爸爸是铁路总工程师，妈妈是政协委员，一辈子的生活可以无忧无虑。难得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她毅然穿上了军装。她在战场上被炸残左手、炸伤左腿，还挣扎着抢救受伤的战友，让同志快进坑道。依她的伤情，国家可以抚养照顾她一生，完全可以独享清福……但她却坚决不接受这样的馈赠。我带过许多男兵、女兵，可是面对这个不满16岁的女孩儿，我实实在在弄不懂了……”是啊，连我自己有时也“弄不懂”是一股什么力量使我坚强。

终于，在妙手回春的医生、护士长时间精心治疗和双管齐下的身心护慰之下，我终于摆脱了病魔，于1953年1月从陆军医院辗转到宣化革命残废军人荣军学校。从此，我开始了向科学知识进军的历程。

这，在我看来，才能称之为对生命的选择！不忘革命军人的使命，活出生命质量，做大宇宙中的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些成为了我一生努力和奋斗的动力。

五、知识战场的奋斗选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突飞猛进。面对伤残，何去何从？开始，我也有些茫然。窗外皓月微风，伴着归巢宿鸟的轻鸣，又卷起我心灵之中的暴风雨。那些在与敌人生死搏杀中一个个倒下、葬埋在异国他乡的兄弟姐妹的身影，一个个浮现在我的眼前。作为幸存者，我享受着和平的幸福和荣誉，我怎能忘记他们！我必须以加倍的努力去完成战友们未尽的事业！战友们的嘱托，给了我无畏的胆量和勇气。

我开始发奋地读书学习，终于以一个初中生的学历，考进了国内的最高学府——中国人民大学。我在人大法律系，从本科读到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76年因工作需要调转到协和医科大学社科系工作到离休。

我能够一路走来，其中的每一步，无不包含着战友所给予的力量。

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把“疤”视为“花”，我活得愉快、充实，我活得光荣、壮美。一路走来，既没有辜负祖国的培养，又保持了革命军人义无反顾、一往直前的战斗激情。

六、与病魔作战的历程

        就在我要续写多彩人生转变的日子里，病魔却无情无义地侵入我的身体，我又一次与死神相遇。

我没有惧怕，开始冷静的选择和积极的治疗。我坚信自己即使不能战胜死神，也一定能够笑傲死亡，死得象生一般壮美，在死中升华自己的灵魂，优雅地离开。

死神屈服了，我又一次与它擦肩而过。控制住肝部肿瘤占位，奇迹般地带瘤生存了22年，至今还能健康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在与病魔斗争的22年来，我用“生命文化”谱写了智慧选择、生命搏击、笑面死神的精彩人生。

七、不得不说的生命文化

        战场上血雨纷飞，我没有害怕过；后来，战残了，我没有沮丧。在知识战线上，我孜孜以求；在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我保持着理性。

或许年轻时的勇敢无畏是因为气血方刚。但时隔多年，加上后来的生活实践与反思，尤其是午夜梦回，总是会沉浸在战友倒下的场景中，还有就是在与病魔战斗的22年时间里，我总是不禁要思索：我为什么活下来了？那些走掉的人又是怎么就走掉了呢？我不能给出完全彻底的答案，但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生命需要有文化；也只有有了文化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

战场上的勇敢无畏，不仅因为年轻时的气血方刚，更有为国做贡献的精神支撑，有战友间的深情厚谊，有全情投入、不计生死的忘我情怀。在忘我的状态中，生命得以放大，生命不再仅仅是我自己的生命。生活中的许多情形似乎也类似。

一路走来，我的生命从来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还是战友们共同的生命，是家人亲友共同的生命，是师生同学共同的生命。不管遇到怎样的情景，我都不会仅仅考虑自己，反而总是去考虑怎么样能让他人更好，怎么样能为他人多做点事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无视了枪炮嘶吼带来的惨烈情景，理性面对了生活中的种种波折和困境，也忘记了病魔的折磨。因为不会仅仅从小我出发而患得患失，所以，总会勇于采取有效行动。

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带给我的体会。而多年在医学院校教学和研究的经验，使得我对生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因此会同各界专家学者共同开创了生命文化研究的先河。

生命具有二重属性——精神（文化）生命与物质（自然）生命，二者相互影响。生命需要有文化，有了文化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尤其是其中的生命意识、生命关怀、生命质量、生命价值和生命尊严，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总结一句话，在生命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小我”的生命融入到伟大的群体中去，“小我”因为“大我”而存在，也因为“大我”使得“小我”更具生命力和人性的光辉。正如《道德经》所云：“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

今天，八零后的我，以自己对战场硝烟、战友嘱托、人生风雨的回忆，向祖国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

北京协和基础医学院   陆莉娜

2021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