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细菌耐药已成为全球重大的公共健康威胁。碳青霉烯类药物是治疗细菌感染，特别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最强效的β-内酰胺类药物。临床上此类菌株一旦对碳青霉烯类药物产生耐药，其治疗将面临极大困难。近年来，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感染的发生率逐渐升高。由于CRE感染的治疗方法有限、有效的抗感染治疗往往被延迟，因此CRE感染患者的死亡率较高。

由于CRE 感染的高危害性，2013 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CRE列为耐药细菌“紧急”级别的首位。血液肿瘤患者是发生CRE感染的高危人群。这些患者由于原发性免疫缺陷和接受化疗、放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等治疗措施导致中性粒细胞缺乏等免疫功能缺陷，其CRE感染的发生率和病死率较其他科室患者更高。在此背景下，黄晓军教授、刘启发教授等国内血液、感染病诊治相关的临床、微生物学及临床药理学专家共同讨论，制定《血液肿瘤患者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感染的诊治与防控中国专家共识（2020年版）》，供临床血液恶性肿瘤患者CRE管理提供参考，规范诊疗，改善疾病管理。

血液肿瘤患者是CRE感染高危人群

CRE指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肠杆菌科细菌：（1）对任一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多利培南的最低抑菌浓度（MIC）≥ 4 mg/L，或厄他培南MIC≥2 mg/L］；（2）产碳青霉烯酶；（3）如果是对亚胺培南天然耐药的细菌（如摩氏摩根菌、 变形杆菌属、普罗威登斯菌属），必须对其他碳青霉烯类药物（如美罗培南、厄他培南、多利培南）耐药。

该共识指出，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机制包括产碳青霉烯酶、高产AmpC酶或超广谱β-内酰胺酶合并外膜孔蛋白缺失和（或）外排泵高表达。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 CRE 感染的发生率更高，2014年为12.5％，2016年为22.9％，2019 年则升至26.8％（CHINET监测网资料）。CRE中，最常见的为肺炎克雷伯菌，其次为大肠埃希菌。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2020年数据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分离率呈上升趋势，已跃居第二，其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率甚至可高达30.2%。此外，我国CRE以产KPC酶及NDM酶为主，部分产IMP酶。不同CRE菌株其产酶方式不同，大肠埃希菌和阴沟肠杆菌以产NDM为主，肺炎克雷伯菌以产KPC为主。KPC与NDM都属于碳青霉烯酶，都可以水解绝大多数β-内酰胺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不同之处在于，KPC为丝氨酸酶，可以水解氨曲南；而NDM为金属酶，不能水解氨曲南。

血液肿瘤患者、接受HSCT的患者是CRE感染的高危人群。我国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的菌株类型大肠埃希菌（56.0%~58.1%）和肺炎克雷伯菌（36.0%~41.9%）几乎各占一半。由于血液肿瘤患者、接受HSCT的患者存在中性粒细胞缺乏、免疫抑制剂应用等免疫功能缺陷，因此CRE感染所致的病死率高。

初始经验性抗CRE治疗方案为：覆盖假单胞菌和其他常见的革兰阴性菌［如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的肠杆菌科细菌］；（2）需要覆盖CRE，可以根据CRE主动筛查或既往CRE感染时的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并根据CRE的局部流行情况进行选择。初始经验性抗CRE治疗2~4 d后，需进行临床疗效和微生物学证据（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