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岁月如歌。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造就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谈到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就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起。”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原司长毛群安表示，彼时，国家贫弱、疫病丛生，医疗卫生资源极为有限，人民健康水平低下。为此，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除明确了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外，还提出针对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疾病，“要马上组织普遍的预防，定期予以全部或大部的消灭”。多措并举下，1978年，我国居民平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提升至68.2岁，人民健康水平迎来了质的飞跃。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原司长毛群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展发展腾飞之羽翼’，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历史性的跃升。”毛群安说，如今，百姓健康获得感不断增强，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居民健康素养显著提高。“此外，我国还深入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扎实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持续开展卫生援外工作，在抗击埃博拉、新冠等疫情中体现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健康优先”促使人民健康水平飞速提高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卫生资源虽较改革开放初期明显提升，但‘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仍然突出，老百姓往往还是‘小病基本靠扛、大病基本靠拖’，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也很常见。”

毛群安表示，2009年4月，针对群众在看病就医过程中存在的费用负担重、就诊不便捷、医疗卫生机构效率效益不高等问题，我国启动实施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明确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和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出了“四梁八柱”的改革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深化医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谋划，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制度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统一，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跨上了崭新台阶。

从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优先”确定为首要原则；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要求“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到2020年6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和深化医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再到党的二十大再次重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并要求“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与治理。

谈起卫生健康政策的变迁为居民健康水平带来的改变，毛群安表示，一方面，围绕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国家设置了12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建设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组建各种形式的医联体1.5万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全面破除“以药补医”，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努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另一方面，围绕影响公众健康的主要因素，保护重点人群健康，防控重大疾病，国家启动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出了15个专项行动。行动突出从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全社会整体联动转变、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从宣传倡导向人人行动转变。

“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国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重要指标。”毛群安表示，30多年来，我国人均期望寿命由1990年的68.6岁增长至2023年的78.6岁，婴儿死亡率下降89.42%，孕产妇死亡率下降75%，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最好的见证。“目前，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已经位居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

“医生忙了，效率高了，体验好了，科研强了”

从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老三样”，到如今的B超、CT、磁共振“新三样”；从背着药箱穿街走巷的乡村医生，到互联网医院专家远程问诊……30年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与进步。

“如果说宏观政策是‘外因’，那么医疗卫生工作者就是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因’与核心动力，只有内外结合，才能真正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毛群安表示，近年来，我国高层次卫生人才队伍逐步壮大，目前全国生命科学及医药卫生界两院院士已达近300人，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医务人员比例达18.66%，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以维护人民健康为己任，不仅撑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也引领我国医疗科研水平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位。其中，在被国际引用论文占比和被国际引用次数占比指标上，医疗机构表现显著高于其他机构类型。“中国好声音”在国际学术舞台接连唱响，余音绕梁；中国已成为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场”。

2017年，《柳叶刀》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结果显示，1990年~2015年间，我国是医疗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数排名从第110位提高到第60位，进步幅度位居全球第三位。2018年，《柳叶刀》再次发布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我国排名提高到48位，再次取得重大进步。毛群安特别强调：“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广大医务工作者牢记党和人民重托，义无反顾地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为疫情防控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尽管目前我国卫生队伍仍存在分布不均、数量不足、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但必须肯定的是，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加，结构不断优化。”毛群安介绍，2023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40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4.00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3.99人。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95.5亿；入院人次30187.3万；全国公立医院病床使用率86.0%，公立医院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为8.4日，医疗服务提供量和效率同步提升。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医生忙了，效率高了，体验好了，科研强了。”毛群安欣慰地说。

“外引内孵” 自立于世界医药之林

在现代医药体系中，尽管医和药在行政管理和经济核算上有所分离，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毛群安介绍，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出台，将部分药品审批权授予地方。但彼时的药品审批以行政审批为主，技术审批少，监管效率和质量较低。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同年，《药品管理法》迎来第一次系统修改，正式取消地方标准，强制推行GMP标准，提高了药物生产的门槛，逐步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中小企业，同时强化了对专利权的保护力度，外资医药企业自此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外资药企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药市场的快速增长，不仅推动了中国医药产业的优化升级，也对中国的医药研发创新起到了积极带动作用——新药不仅要外引，更要‘内孵’。”毛群安介绍，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刚要》，部署了新药创制重大专项；2010年，国家将生物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将生物医药上升到支柱产业的高度，同年发布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更使我国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数量、新药上市许可（NDA）申请数量显著增长。

“鼓励药物创新，不仅能够满足临床需求、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增强科技竞争力、更有助于保障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及推动国际交流合作。这将有力地提高我国在全球医药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毛群安说。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药品审批速度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国家也陆续出台了系列激励政策，使我国医疗产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很多国产创新药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毛群安介绍，2023年Nature Index排名前100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机构数量，我国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24年9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2023年底，我国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数量的比例超过20%。“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在全球已跃居新药研发的第二位。”

后记：

30年来，中国医药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深刻体现了科技创新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强劲推动力。展望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毛群安的语气中充满坚定。他说：全民健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也是推动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可以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