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大学时期，在上海医学院，我有幸遇到很多好老师，但更多是对他们的佩服和敬仰，却并没有个人接触的学习机会。

自上海医学院毕业以后，我一直很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毕业分配时，学校要求全班28人都改行做基础医学。我是“被分配”做生理学师资的。虽然行动上服从，内心还是非常遗憾。在我的内心深处，没有完成父母给我起名“济生”的愿望。

1952年，我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生理系，师从吴襄教授，学生理学。当时，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大量血液，大连市领导组织了一个2000多人的大会，派人去宣讲输血对人体的影响，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任务。而我只是一名生理进修班的学生，可吴襄老师说：“韩济生,你去讲，你一定能讲好”。吴襄老师对我的这份信任，至今深深扎根在我的灵魂中，赋予了我从医的生命底色。

1957年，我从哈医大调到北京，进入原卫生部创建的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当时，卫生部科教司司长季钟仆老师兼任生理系主任，我负责给各省来的卫生干部讲生理学和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此后，我调动工作多次。等季司长退休以后，每年大年初一，我都要到他家里，报告一年内自己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研进展。他总是认真地听我汇报，有时还会插话问些问题，脸上也总会流露出满意的笑容。我想，只要老师耐心听，就是对自己的肯定。

三年困难时期，我发现他身体很瘦，很心疼。一次，我在街上排队买到两罐奶粉，便想着给老师送去一罐。不料却被他批评了一顿，灰溜溜地回来了。我确实不是去巴结上司(他早已不是我的顶头上司)，而是像心疼爸爸一样心疼他。季钟仆老师教我如何做人，我只要学到他十分之一的做人道理，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说三点体会：第一，没有人生来就是专家，当国家需要时，全心全意地投入、干一行爱一行，才能成为专家；第二，遇到好老师，是一件幸运且幸福的事情。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数，一些人幸运地得到了老师的点拨与教导，才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第三，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对培养、教育我们的老师最大的感谢。

本文整理自韩济生院士在《医师报》社“国之良医-前浪后浪”栏目启动仪式上的演讲《毕生感谢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