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专家邱仁宗认为，家属做出的关于患者的生命的决定有时并不符合患者真实意愿。因此，在中国推广生前预嘱非常必要。

但现实我们还面临着不少问题。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均已有生前预嘱的相关立法；2000年台湾地区也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允许患者在不可治愈的生命末期，依照自己的愿望拒绝心肺复苏、插管等措施。在我国，生前预嘱虽不违法，但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规范。在此方面还有待提升。

此外，缓和医疗缺位也是推广生前预嘱过程中的大问题。正如罗点点所说：“我写好了生前预嘱，安排好了临终事项，可是谁来帮我实施，谁来保障我舒适地离开人世？”

在宁晓红看来，生前预嘱与缓和医疗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生前预嘱中所涉及的内容，很多都是医务人员包括家属在实施缓和医疗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宁晓红认为，生前预嘱要想得以实施，必须要有缓和医疗的理念；而缓和医疗要想实施，则需要生前预嘱的支持。

袁晨超表示，法治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改变国人的固有观念更是长期工程，因此我们在推广生前预嘱的过程中，并不急功近利。与此相比，让大家知道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临终选择，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