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四大注册登记系统，公开透明的捐献体系、分配体系和监管体系。具备国家准入标准的移植医院有169家。”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陈静瑜  教授

挑战一：患者观念落后

国外肺移植是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术，而在国内，却是濒死患者为救命而做出的选择。

据陈静瑜介绍，目前在受者当中做得最多是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占50%，在国外IPF患者占26%，肺气肿患者占28%。有的IPF患者病情迅速恶化，等不到供肺就去世了。“这是医生最不愿意看到的，”陈静瑜说，因此医生要区分缓慢和快速进展，总结经验，什么样的患者需要保守治疗，让其稳定，什么样的患者要及时评估肺移植。

挑战二：器官有效利用率有待提高

陈静瑜表示，公民逝世后多器官捐献中对于心肺器官的有效利用率仍有待提高。“2016年，共计4080名患者捐献了11296个器官，但肺的利用率只有5%，与国外20%~25%的肺源利用率仍存在很大差距。”他希望ICU医生对脑死亡并有潜在捐献器官意愿的患者，加强脏器保护，最终实现多器官捐献，让生命得以延续。

捐献的器官需要评估，陈静瑜说，在我国所有的患者都是插着管子，在呼吸机支持下进行器官捐献评估，再选择器官。这对于肺评估而言，是不小的挑战。“肺评估难，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肺移植做得少的原因。”

挑战三：就近获取器官就近移植

交通的保障是关键。2016年5月6日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文件下发，对中国做器官移植有里程碑的贡献。

“当前我国器官都是远距离转运，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过，全国有26家肺移植准入医院，我们要增加更多的肺移植准入试点，开放一批愿意做肺移植的医院，让器官捐献获取医院做得比较好的医院来做肺移植。这样肺移植才可以实现在当地获取当地移植。”陈静瑜说。

挑战四：多学科团队配合

只有多器官获取，才使患者的爱心能够拯救更多的患者。而把患者的爱心充分扩大，需要有团队配合。

肺移植患者长期存活主要是靠团队，这个团队需要胸外科医生、呼吸科医生、ICU医生、病理科医生、医技检验医生、康复理疗师，甚至心理医生。

陈静瑜说，外科医生手术完成，接下来要靠ICU、呼吸科医生。他们要防止术后30天之内可能产生的感染和术后早期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GD）导致的死亡。“目前我们已经可以控制PGD，感染成为主要原因。”

此外，要加大对医生的培训，让供体器官得到准确评估、运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