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疾病，医患之间本应是“战友”关系；围绕疾病，双方共同决策才是与疾病斗争的最佳“战术”。然而，医患共同决策却不易。在日前召开的2016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会人文专场上，业内专家、人文学者、媒体人士、患方代表围绕医患共同决策，增进医患沟通进行多元立场的对话与反思。

医患共情与共同决策

所谓共同决策，不只是信息共享，还包括情感相通，立场与共，利益诉求一致。深层次的交集是价值观（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的齐同。共情是临床共同决策的基石，惟有共情，医生才能获得更多的疾病征象，体验，才能进入患者的情感世界，获得设身处地与感同身受的理解。

现代临床决策中，有两道天然鸿沟，首先，患者接受的是来自陌生人的照顾，其次，是代理决策机制赋予医生更多自由裁量权，虽然患者可以选择医院、医生，但一旦进入诊疗程序，医生有权单方面决定服务科目、频次、掌控服务流程，解读缘由与结果，评判预后，患者只能被动接纳。

医患共同决策机制建立，目前大多从法律上、资源分享机制上提出合理性论证，一是患者身体权利的张扬，二是对家长制医患关系及医生自由裁量权的挑战，三是对医生专业性的挑战，四是当下医患关系不信任语境下的决策机制调整，是医患（主-客体）博弈的新格局。

患者日益膨胀的“自主性”，并非基于独立意志，独立愿望，独立思考。

患者可能被两个“魔鬼”绑架了，一是“百（度）医生”，二是民粹主义情绪，极端者只要医疗获益，风险推给医生，代价推给国家，无法接纳正常的诊疗代价、风险与不确定是生死结局。

医患共同决策的理想必然是共情、共享、共担、共荣（医患和谐）基础上的共同成长。而医患共同决策的现实则是通过患者有限参与与合理授权（患者无法跨越专业门槛，穿越“无知之幕”），医者才能逐步在共情（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感同身受，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实现代理决策，理性加情感的适宜决策，而非绝对的客体、客观、中立的理想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