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医生的安抚很重要，医生应该怎么做？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似乎成了当代医生的《座右铭》。作为一百年前一位医生的《墓志铭》是很好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年一位结核科医生所能做的一切。但现在就整个医学来说，一百多年来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仍然是那三句话就不够了。从《墓志铭》到《座右铭》，我想框架可以不变，改一点就行。

安慰在医疗中仍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临终患者的安慰。英国伦敦的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医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也是至今第一流的临终关怀医院，已有百余年历史。我在那里参观，看到患者大多在活动室里看书、织毛衣、玩牌、祷告、唱诗、看电视。每周还有职业对口的社会志愿者来陪他们聊天，有的结成了固定的朋友。院长对我说，这里大多数患者的生命只有一个月左右。我很惊讶，这些绝症患者在临终前一个月还可以无痛苦地享受人生。我深感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医学和人文关怀的进步，我也坚信中国不久后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在治疗用药方面要用够——疼痛时，长效吗啡要用足；烦躁时，镇静安定药要用够；失眠时，安眠药要保证——生命质量的保证比生命的延长更重要。现在，中国的医生也体会到了这点，但具体实施中还很难完全做到。

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观念的差距最大。在西方完善的医院里，除患者家属和医生，还有四种人在承担着对患者的安慰：临床心理学家、固定的医疗技工、社会志愿者和牧师。可惜，中国医院还远非完善，尤其缺乏为患者宽慰寂寞、寄托心灵的志愿者。观念的落后还表现在患者一般缺乏科学的幸福观和唯物的生死观。幸福是一种主观感觉，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自己觉得好就是好。